2004年，罗彩霞作为湖南邵东一中一名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由于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的二本录取分数线，因此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但真相却是她的同学王佳俊冒名顶替了她（她的成绩和身份），并被贵州师范大学（二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过程结局不细说，具体各位看官可自行搜索。

事实上，在高考中身份顶替事件并不少，但“身份顶替”这一操作也绝非当代人原创。

清朝嘉庆三年（1798），岳麓书院的学生参加了当年的乡试。随后他们凭记忆把在考场写的八股文默写出来，然后请岳麓书院院长罗典帮忙预测考试结果，八十岁高龄的罗典很看好一个叫彭珴的年轻小伙，认为他很有可能是第一。然而放榜结果却大跌人眼镜，彭珴不仅不是第一，甚至榜上无名。直到湖南乡试的闱墨（类似于高考满分作文集）出版，彭珴才发现，当时名列解元的傅晋贤中解元的试卷是他的试卷。

这可以算得上一种抄老底似的考试舞弊。考试舞弊在我国由来已久，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我们能想到的，古人也大都玩过了。智能相对论分析师雷宇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考试舞弊这个话题，因为在未来，舞弊和反舞弊，仍有一场博弈。

你玩的大都是古人玩剩的：科举考试花式作弊

第一种：自给自足——夹带小抄

夹带小抄是任何时期考试作弊中最普遍的现象，也是最便宜的手段。夹带在唐代科场中有专门的称呼“书策”：“挟藏入试，谓之书策”。而夹带小抄又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便携式小抄，比如迷你手抄卷本，藏于随手物品上等；另一种是可穿戴小抄，没错就是你所想的，在衣服鞋袜上写满小抄。

手抄卷本

麻衣坎肩小抄，包括62篇八股文，共计4万余字

袜子小抄，中间还有一个迷你手抄卷本

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十载，即公元751年九月，李隆基亲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考生中居然有人在这大唐天子眼皮底下“私怀文策”。而考生的各式随身物品，不仅仅是衣服鞋袜，文房四宝、食品、蜡烛等都曾被用作夹带。

针对这一现象，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考生进去前首先要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以阻止夹带作弊，同时为了避免有人从考场外面递答案，内外都有巡逻。宋朝中后期，要求考试前考生统一沐浴，然后换上官方准备的统一服装，才能进入考场。即便是有这一道考前“裸检”制度，舞弊情况依然不少，因为这种防私带小抄最多抑制了想作弊的穷人。

第二种：直捣黄龙——搞定主考官

能搞定主考官的，非富即贵，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最有效。而搞定主考官的办法也形式上有两种，第一种是“硬着陆”——威胁主考官，在科举考试中，一些达官显宦为了使自己的亲故、子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直接向主考官施加压力。唐玄宗时宠臣外戚杨国忠之子杨暄“学业荒陋”，本应在被“黜落”之列。但杨国忠并不甘心，他对知贡举者达奚珣进行迫胁。慑于杨国忠的淫威，最终定杨暄被为上第。

第二种则是“软着陆”——贿赂主考官，据说还有专门的“炒科举”的行当，隋朝当时势力很大的仪同大将军窦贤对干预科举非常感兴趣：“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应试者如果不走其后门，则很难指望在科场上成功。商贾子弟多有官之心，却少有学习之心，往往就是花钱买举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江南乡试，录取的举人中，文理不通的扬州盐商子弟占了较大比例，而历年录取举人最多的苏州府，此科录取人数大失水准，只有区区13名而已，而这其中，还有5名是通过行贿登榜的……

为了防止考生贿买考官作弊，历朝历代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使得主考官无法直接判断到底哪些人是送过礼的，于是另一种形式的“通关节”就“发明”出来了。

考生通过在考卷上做暗记，通常是在段末以“也矣”、“也哉”等虚词标记，或在文章中使用特定商量好的生僻字，然后将暗记写在条子上递给考官。这样，考官就能事先从众多的卷子中找出送过礼的人，这种往往很难辨别。

第三种：偷梁换柱——请人代考

请“枪手”代考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愈演愈烈，并出现了专职“枪手”，不仅出现了专职枪手，还出现了专以双方作介绍为业者的中介——“枪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富豪子弟为保万无一失，往往是疏通考官和请人代考同时进行。

最为有名的“枪手”，当属晚唐与李商隐齐名的唐朝诗人温庭筠。温庭筠其人一生命运多舛，屡试不中，但却有一个美名——救数人，由于实在是名声实在是太大，导致有一场科考，考官为了防止他“开枪”，安排他坐在帘前考试，由考官直接监视。而即使这样，温庭筠在他的眼皮底下已经顺利帮八个人完成了试卷。“枪替”技艺可谓出神入化，但他也因为替考再次名落孙山。

请人代考在历朝历代科举时颇为常见，为了防止代考，在准考证上，除了姓名，性别，年龄之外，还特意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进场前考官会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份。

科技红利：新型作弊方式百花齐放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上的手法都只能称为低阶。小抄依然广泛存在，只是形式更多样化，但在重要考场上往往比较少，请人代考的情况也存在，比如2015年的江西南昌替考案等。但因技术而带来的更多更高阶的作弊手段，里应外合运用电子设备传递答案，显然是舞弊史上更大进步。

最常见的是可植入式，说起可植入，那一定逃不开耳机。最常见的就是隐蔽式耳机，这种耳机信号好，发声清晰，不需要电源链接，只需要一颗纽扣电池就可以供电。但是这耳机虽然叫隐蔽式耳机却极不隐蔽，不仅容易被查到，而且容易被考场的信号干扰器屏蔽，就是那种神似路由器初高中月考都会遇到的信号干扰器。

很像耳塞的耳机

而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就是磁共振微型耳机，这种耳机隐蔽性极强，可以与场外的对讲机、手机链接。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隐蔽性太强了导致很难取出，弄不好还得去医院，而且耳机声音比较小容易失真。同种大小且隐蔽性较强的还有黄豆大小的无限电耳机，它一般置入耳道内耳蜗近侧，2008年高考，浙江永康就有多名考生借此作弊。

核磁共振耳机很像钻石

口含耳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蔽式耳机，其原理与微波耳道耳机一样，但其隐匿位置不同，该耳机可藏在后牙床上，通过咽鼓管传送声音。这种耳机极难被查获，考生被发现后往往吞食销毁证据，监考老师只能通过搜查考生身上是否藏有发射器确认其是否作弊。

这耳机不特殊标记的话仿佛就是腐烂了的口香糖

第二种则是面面“具”到式，即广泛发掘文具的潜力，通过把接收器安在橡皮或者钢笔上接收从外面传来的答案，这个的安全性不如耳机，但是相比于耳机，文字的可视化会相对更准确地理解信息。

该橡皮售价1500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AI不仅仅是判断舞弊

2016年高考是 “高考入刑”后的首次高考，不少地区都出台具体措施提升考场作弊防控系统。传统高考时的三大件就是，金属探测仪，手机信号屏蔽器，无线电检测车。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多地开始启用“人脸识别”和“指纹验证”来增加监考力量，这有助于遏制替考事件的发生。

但是，回过头来让我们想一想，即便是以上几种防御办法都没有成功，依然有考生作弊成功，那么是否有办法发现呢？

利用大数据，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而要确认学生是否作弊则很简单了，只需要对历年该生的考试成绩进行分析，设计一套算法评估其成绩，预测其应在哪个区间，一旦出现异常波动则需留意，但这仅仅是最基本的。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还应能够监测学生是如何进行考试的，它需要分析出，在一次考试中，学生个人和整体在每道题上花费了多少时间？最值是多少？平均值又是多少？等等，通过监测上述这些信息和数据，从而形成数据档案，推测学生的思维方式，并借助人工只能，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学习模式。

结论

回到开头，真相大白后，傅晋贤和被他收买的考官等人被处死，这是湖南出现的最严重的一起科举舞弊案，而罗彩霞案的处理则冷淡得多。越来越多人在质疑高考是否是唯一的出路，社会似乎给了人很多机会，其实不然，并没有给路，而高考起码给了一座独木桥。舞弊的人越少，这座桥将越宽。希望未来，独木桥越来越宽。

文｜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