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寇碾碎了军阀们的汽车梦

一、张大帅的兵工厂

陈修和在《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张作霖在沈阳火东边门里造币厂内，办有小规模修械和造枪弹工厂，一九二二年春扩大了范围，改称为东三省兵工厂（一般称为沈阳兵工厂）。”

“在沈阳大东边门外空地，建设无烟药厂，后又设立工程处，建设造枪、造炮、炮弹三个厂。一九二三年春增建枪弹、炮弹二厂，所有机器均购自日本，并聘日籍工程师数名，担任设计指导工作。”

“一九二五年开始扩充，派德籍工程师赴德国订购大批机器，并设立兵工小学、兵工学校和炮兵射击场，所具规模，较前加倍。”

“一九二八年，厂内设备的机器共达八千余部，自备发电机四部，总能量为一万千瓦，并有各种检验仪器。厂房区域，长达两公里半，宽逾一公里。厂的周围，辟成新市区，有职工宿舍、医院、学校、印刷所、花园等。该厂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兵工厂。”

兵工厂大门

到1928年时，奉天兵工厂拥有各种先进设备8000多台，一年可以生产各式步枪6万多支，轻重机枪1000挺，重炮150门，炮弹20万发，子弹1亿发以上，一天的产量就够武装一个300人左右的步兵营了。

兵工厂研制的辽式十三步枪比日本的三八大盖性能还好，能够生产240毫米榴弹炮（该炮仿制日本四五式重型榴弹炮，是抗战前后中国兵工厂生产的口径最大、威力最强的榴弹炮）。1931年，成功试制10发自动步枪。

沈阳兵工厂的生产车间

1922年，张作霖聘请英国人沙敦在北大营建立奉天迫击炮厂，1926年6月，在沈阳工业区划地70余亩建新厂。

次年，张作霖将新厂与旧厂合并，任命李宜春为厂长，沙敦为总工程师（1929年5月改名为辽宁迫击炮厂）。迫击炮厂拥有新式车床239台、各式刨床8台、钻床23台、铣床7台、磨床10台、锯床6台、冲床5台、剪床和压床8台、木工用机械类4台、翻砂用机械类70台、制暖气片炉片用机械类4部。动力机械100多台，各种检验设备300余种，地磅、天平等度量衡50余种。

迫击炮厂生产的迫击炮和迫击炮弹种类有：82毫米迫击炮、82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迫击炮驮鞍及附件；150毫米迫击炮、150毫米迫击炮弹、150毫米迫击炮车、150毫米迫击炮弹药车。炮厂生产的82毫米、150毫迫击炮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经过三次改良的150毫米迫击炮，不仅射程远、威力大，而且每门炮配炮车1辆，弹药车1辆。

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是杨宇霆。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杨宇霆颇有谋略，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他协助张作霖制定田赋制度，从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修筑战备公路，军事运输可避开铁路，不受日本挟制；建立东北海军；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在杨宇霆辅佐下，东北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杨深得张作霖倚重。

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杨宇霆依仗着自己的老资格，不把年轻的少帅放在眼里，想要控制奉军。杨不但时常以长者身份管教年轻的张学良，更在东北重大问题上，常以元老身份左右政局。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和常荫槐（黑龙江省长）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槐为督办的便笺上签字。这一举动促使张学良痛下杀杨决心。

二、东北军工面临军转民问题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提出了“东北新建设”的主张。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杂志题名。他认为，所谓“东北新建设”或“建设新东北”，“新”就是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建设新的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消弭邻邦野心”。

在东北易帜宣誓典礼上，张学良宣布东北新政权的政治宗旨：“天下为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五权宪法”；“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训政时期要建设一切新事业，建设全民的政治，救济社会的贫穷。”这些基本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神。这说明张学良在政治上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

1929年10月张学良设立东北新建设委员会，筹划东北新建设。

在工业建设方面，张学良主张“言建设则工业建设为首要”，他认为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扶植政策，另一方面支持吸引外资投资。近代以来东北的民族工业受到日本的经济垄断，濒临消亡，需要大力扶植其发展。

张学良主政后，决定缩小军工规模，以多余产能转产拖拉机和汽车；与皇姑屯机车车辆厂、东北大学工厂等联合形成自建自营的现代化重工业体系。其次，在轻工业方面，扶植受日本排挤的奉天纺纱厂，大力支持爱国人士杜重远在沈阳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制瓷的“肇新窑业公司”。

有的资料说：杨宇霆与常荫槐为张学良所杀，远因是二人过于跋扈，近因是杨拒绝交出兵工厂收支和年终报告。

杨宇霆被杀后，沈阳的兵工厂曾一度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沈振荣《奉张时期的东北兵工厂》说：“1929年，厂方积欠材料价款约600万元未付，中外商人惴惴不安，每日组织索款团包围督、总、会办公室，坐索不去。各厂又因材料不能按时买进，停工待料，业务几陷瘫痪状态。员工莫知底细，群情惶惑，讹言勃兴。工厂上层多为杨氏引用，尤为不安，甚至有避匿不敢露面者，事务行政亦诸多停顿。张学良为安定人心计，首先安排人事，健全组织，然后再进行整理业务。”

为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张学良采取“军转民”方针，利用兵工厂机器、剩余的原材料生产民间物资，如用枪托木剩余的脚料制成家具等。

1930年在沈阳大西关设立了东升源售品处，凡属工厂或民用的五金材料、锅炉暖气片、水泵机器、工具家具等等，均可通过东升源向兵工厂订购，同时由铸品厂、木工所制出民用样品，陈列该处，以备顾客选购。开幕之日，各界参观者均极表欢迎。

张学良拟请外国技师来帮助改造事项。当时正赶上吴瑨（张作霖在北京主政时外交次长）、赵铨、沈迪家去欧美考查实业，张学良又增派王卓然、叶弼亮两人，专门接洽请外国专家改建东三省兵工厂事宜。

王、叶两人于1929年2月初经西伯利亚铁路先到欧洲，于6月去美国，在纽约经人介绍与一个美国工程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该公司派技师先到厂进行研究和改造设计，经张核准后，该公司有优先投标权，这个草约经张复电同意，王与叶8月回到东北，向张报告，张乃开一名单，临时设一个东北经济委员会，以当时省长臧式毅（前兵工厂督办)为主任季员，还有财政厅长、实业厅长和有关厅长为委员，王与叶也包括在内。美国工程公司派技师胡欣来兵工厂。

王卓然曾经参加青年基督教会，先后结识了张学良、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等东北进步人士。1919年秋，王卓然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23年获官费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8年8月，王卓然回到奉天，被张学良聘任为东北大学教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兼作家庭教师。王卓然逐渐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助手。

“九一八事变”时，王卓然陪伴张学良在北平治病。9月27日，他与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该会得到张学良的暗中支持）”，被选为执行主任委员。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王卓然是发起人之一，当选为理事。

1951年王卓然回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他到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从事文字改革和科普工作。1975年逝世。1995年张学良将军为其题写了墓碑。

九三学社辽宁省委员会的网站说：“为了振兴东北，王卓然建议改造兵工厂为生产农具和修配汽车的工厂，以利发展经济；裁撤军政冗员，精兵简政，减轻百姓负担。他还力助张学良易帜，与国民政府实现统一。”

据有的资料，叶弼亮曾任张学良副官。

臧式毅是在东北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的人。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遇炸身亡，臧式毅等人商议“秘不发丧”，封锁张大帅去世的消息，并且秘密派人告诉张学良。由于臧式毅等人的妥善处理，缓和了当时局面，使张学良平稳接管整个东三省。东北易帜后，臧式毅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任职期间清政廉洁，租几间瓦房居住，张学良知道后出钱为他购置了一套房子。

九一八事变时，又是臧式毅“主持工作”，主张不抵抗主义。晚年的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有一份笔供说，“九一八事变时，三省长官无一人在省，张学良在北京，吉林督军张作相奔父丧去了锦州，黑龙江督军万福麟也在北京。日本人认为有机可乘，遂敢公然进兵。事实虽如此，然余身为疆吏，省城竟被敌军占领，人民惨遭屠害，事先既不能预防，事后又不能挽救，坐失城池。余深感责任重大，终难辞其咎。”

藏式毅被日本关东军软禁3个月后，他投降了，任伪奉天省长，号称汉奸四巨头之一。其母羞愤投缳自杀，以身殉国。1956年11月13日，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三、民生汽车

1929年2月，张学良命令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拨款，连同迫击炮厂结余款四万三千元，一并拨给民生工厂，共有七十五万元，用于开发汽车产品。

此前，辽宁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等人曾向张学良提出“应国内需要，宜首先制造载重汽车”的建议。李宜春，字润轩，辽宁沈阳人。1915年与张学良、周大文、胡若愚、高胜岳等结拜为兄弟。1919年，与张学良、高胜岳一同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学习，1920年毕业后任连长，1922年升为炮兵中校。

1922年10月，张作霖成立修械司，聘用英国人沙敦为负责人，李宜春协助。1926年6月，修械司改为奉天迫击炮厂，任命李宜春为少将厂长。

据沈阳文史资料，“该厂曾密切与美国万国、福特、通用及斯蒂贝克汽车公司联络，辽宁迫击炮厂制造汽车人员多人参加SAE（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并拟将来赴国外各大汽车厂深造。”

清华校友总会网站有一篇《张学良建造中国第一辆卡车与清华之关系》文章，记载：1929年8月民生工厂向美国万国汽车公司买来一辆1927年瑞雷型汽车拆卸零件，由麦尔斯领导研究，划分自制零件及进口设备，能自制者分工依原样设计绘图，发交工厂制作，进口部分即向美国采购。

万国卡车的历史基础可以上溯到1830年，最早生产的是马拉收割机。1902年，由三家公司合并组成多元化制造商万国联合收割机公司，产品涉及建筑机械、燃气轮机、卡车、公共汽车、农业机械等，二战时期，生产了著名的KB系列卡车，这也是苏联吉斯150与我国解放CA10的原型。

根据国内道路情况和实际需求，迫击炮厂技术人员提出先设计两种型号的载货汽车：一为100型，载重量为3吨，适合道路条件较差的地区；另一种为75型，载重量2吨，适合路况较好的城镇。

他们首先试制相对简单的75型载货汽车。在试制过程中，李宜春还同国外的福特、通用、万国、斯蒂贝克等汽车公司交换信息。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1931年5月31日，第一辆国产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终于问世。

该车载重量1.82吨，长头、棕色，采用六缸水冷汽油发动机，65马力，前后轮距4.7米，最高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有的资料说是25公里/小时）。全车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的，202种是进口的，国产化率高达70%。

为了庆祝第一辆国产汽车的问世，辽宁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清华校友总会网站的文章说：民国二十年五月，第一辆原型卡车完工出厂，由厂长李宜春亲自试车，认为性能圆满，张学良命名为“民生牌”。

图片来源：《张学良画传》

75型载重2吨，轮距142英寸(3067毫米)、发动机为水冷六缸汽油机、功率65马力（一说61.5马力），平常车速25英里/小时、最大车速40英里/小时(一说64公里/小时)，油耗10.5英哩/加仑（约4.46公里/升）。

100型载重3吨、轮距160英寸(4064毫米)，功率85马力，平常车速20英里/小时、最大车速30英里/小时(一说48公里/小时)。

民生工厂曾有计划每年生产75型汽车100辆，100型汽车55辆。当时已备好零部件，计划先制造40—50辆汽车，首批15辆作为“双十节”献礼。

四、民生汽车引起轰动

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之后，正逢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为庆祝创建十周年，检阅路市两政所取得的成果，以唤起人民对路市建设的注意和支持。

于1931年9月12日至10月4日在上海旧法租界贝当路(今衡山路)举办中华全国路市展览会三周。第一辆民生牌汽车参加了展览。展览大会共设48个展览室，民生汽车在第9室展览。

民生汽车亮相，立刻造成轰动，该会还组成车队游行，以“民生牌”为第一部引导车。

民生汽车模型

1931年8月19日《申报》登载署名悟非的文章《国制载重汽车》，文章说：“近读路透社六月十九日沈阳电云，中国自制载重汽车第一辆完成后，辽宁兵工厂举行庆祝大会，厂长李言拟将该车送至华北各地，以广宣传。”（按：民生汽车5月试制完成，6月路透社即有报道，但是国内几乎没有反映，所以参加路市展览是非常成功的宣传活动。）

《申报》文章说：“北京晨报报道说，三年前内战既止，辽宁人士欲以兵工厂机器，作较有用之工具，此意为东北当局张学良氏所采用，……厂长李义俊则从事于根本伟大之工作，建议该厂宜制载重汽车以应国内需求，中国人戚欲坐汽车，予将使国人明了汽车之制法，使彼等坐待，稍得安慰，不致常用外货。当经张学良及东北要人所赞同，并予以七十五万元开办费，于是开始工作，并聘请美国著名汽车专家窦亚。另与外国汽车公司接洽，以便购买自己不能制造之机器，两年后，第一辆近已完成。载重汽车完成两种，一种为75型，一为100型，专备行走不良道路之用，故速度上较为迟缓，而车辆则较任何外国制造汽车为巨。各项细目：75型车台重量3500磅，车身重量1000磅，装载4000磅，总重8500磅。力65匹马力，平常速度每小时25里，最快速度每小时44里。轮高142寸，体长九尺，价目1070金元。

100型车台重量4600磅，车身重量1400磅，载重量6000磅，总重量12000磅，力86匹马力，平常速度每小时20里，最快速度每小时30里。轮高160寸，体长11尺，价目2000金元。发动机、车胎、电器用品购自国外，其余汽车应用之物均由厂方制造。李厂长云，外国造汽车者，亦非全由本厂自造，亦需向别国订买。渠谓此后将力求进步。

75型已经完成，且已试车，颇可满意。

沈阳兵工厂附设之民生工厂，新造一辆汽车成功，此为我国自制之第一辆汽车也。以工业衰落之中国。居然亦能有自制载重汽车之出品。毋怪外电竞传。偏载西报也。不独辽厂当陆续制造，以期出品之愈良应用之俞广，而全国厂家亦当接踵而起，风声所及，必日见增多。是则对于我国工业前途，实足称庆。”

1931年9月16日《申报》刊登《第一辆自造车》文章：中国第一辆汽车，即辽宁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氏所创制之民生载重车也，现陈列于路市展览大会内。民生工厂即附设于迫击炮厂内。经张副司令特别赞许，并拨巨款。按该项载重汽车载重二吨，最适于中国现代道路之用，体积之大小与一般输入载重二吨之车相仿。关于制造方法，则除发动机、电器表装置及轮带等部，暂采用专门制品外。其余各件，均自行设计制造。耐用及坚固程度较诸一般载重车特别优良，而其价值则反较低廉。兹将其特点摘录如左。

▲水箱分为四部。普通车辆。水箱均只一具，一遇损坏即不能行动。而民生载重汽车则分为四部，如遇某一部份损坏时。仍可行动如常，即须修理。其所费自较低廉。

▲弹弓坚固。前后弹弓均为半椭圆形，用铬钒钢制造。两端轴孔，均附有特种轴套。视其厚度。亦较其他车辆厚四分之一。则其坚强有力，自属胜人。

▲可以摇摆。该项汽车，设遇泥地低处，轮胎倾入泥地时，可以使车身摇摆，车身立时可以行出泥地。

▲爬山独一。如遇山坡。或高处，在二十五度或三十五度时，该车行驶不受影响，如履平地，且即于出坡中间停顿瞬息，仍可鼓力前进，决无倾泻退后之虞。

依上所述，吾侪正深足庆幸，中国竟有此一鸣惊人之工业非常出品，以后该厂之努力与进步，自可造福全国工商，挽回无数外溢之利权。日来适逢路市展览大会在沪开幕，该厂特租定七十一号陈列室，以资介绍，而使国人有相当认识。

据报道，由于系国内首次试制之汽车，民生汽车“引起国人很大注意”。展览室外面用电灯缀成“国产汽车”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室中央陈列民生牌75型汽车一辆，车身棕色，左右车门上用白字分写中英文介绍，又在车头最前之保险杠上，书有“载重后行粗劣之路能力极强，驶平坦之途速率增大”等字样。室左设一大长桌，堆满该厂自造之各种汽车零件及用品，如十字节头、风扇翼子、弹簧、水箱、踏脚板、档泥板等不下数十件。室之上端悬有该车后轴之特点图，及该车自制品与外购品一览表等，以及张学良及李宜春之近照。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9月20由辽宁代表在汽车头上及电灯缀成的“国产汽车”四字蒙上黑纱，以志感哀。

继展览以后，为扩大宣传起见，于9月23日在上海举办汽车游行。共60余辆汽车，该车是唯一的国产汽车。时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全国人民睹物思情，对日军的侵略更激发了无限愤忾。

1932年10月8日至11月7日，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在上海新世界举办十一周年纪念展览游艺大会。这辆民生牌汽车又参加了展出。

1933年3月30日至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为阐扬工程学术，发展交通事业起见”，在该校举办了为期十天的“工业铁道展览大会”。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也派人参加，并将1931年路市展览会中的大批展品及民生牌汽车一并送展。

同年10月28日，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为庆祝创建十二周年，在上海举行汽车游行大会。共100多辆汽车参加，民生牌汽车参加了游行。

1931年9月16日《申报》刊登《参观路市展览会后》的文章，文中说：“轰轰烈烈的全国路市展览会，在万众欢呼声中揭幕了。这次规模虽不十分大，然而就大概而论，能在短时期的筹备内将全国道路状况蒐集展览，成绩已属不易。我觉得这次展览会虽为日无多，可是给予国人的印象却异常深切。”9月26日《申报》感慨“（民生工厂）尽毁于暴日炮火之下。遂使我中国唯一之汽车厂如昙花之一现。伤哉。”

在路市展览上展出的民生汽车归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所有。1936年该会交上海祥泰汽车制造厂改装为游览车，共9排座，每座2人。并改为使用汤仲明木炭炉的发生炉煤气车，称为“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游览车民生号”。车中悬挂有名人题字镜框多幅，其中如“幸免浩劫”、“触目惊心”等题词，表示了对日军侵略不抵抗的愤忾。为了庆祝协会建设十五周年，10月25日用该车游览了常熟。

       原文标题 : 民国汽车工业研究笔记 （长篇连载3-1） | 贾新光汽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