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颠沛流离的汽车厂（中）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的悲惨历史

三、张德庆和张世纲

中国机械工程专家张德庆任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兼张德庆，中国内燃机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5～1926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进修，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曾在美国西屋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实习，曾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兼炮弹厂主任、戚墅堰电厂工程师、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汽车公司的上海公司、株洲厂、香港厂、良丰厂工程师、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兼军政部特种车辆修造总厂代理工程师、中央汽车配件厂总工程师、上海公交公司工程师兼修造厂厂长，1949年后历任一机部汽车拖拉机实验室主任与汽车研究所所长等，研制成功代用润滑油，可用于汽车与机床等。被评为上海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1951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共产党使我为国家办好工业的愿望实现了—访问上海公共交通公司总工程师张德庆》：

张德庆现在是上海公共交通公司总工程师。他在一九二三年走出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的大门，就抱着一颗“为国家办好工业”的心愿，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大冶铁矿工作。那时候，他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希望祖国的铁的产量不断地增加。铁的产量是增加了，每天大冶铁厂有四百多吨铁从炉里流出来，他是多么的高兴呵！但是没有多久，他看见这些凝结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的铁，却一批一批地交给日本帝国主义了。他很难过，他想“原来我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呢！”

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在杭州召开的工程师年会上，有人建议要成立一个“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希望张德庆参加这一工作。张德庆欣然地参加了这一工作。他苦心地钻研有关制造汽车的原理，跑到德国考察汽车的制造程序，收集各种图样。他回到祖国以后，发现主持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的经理陈筚霖，是在以制造汽车的名义，大买黄金、美钞，做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陈筚霖说：“我干这一行，只用一个电话，大批的黄金就源源地送到我手里，我何苦还搞那种赚不了多少钱而又费力气的汽车制造工作呢？”张德庆制造汽车的希望从此落了空。

……张德庆在解放后的上海公共交通公司担任了机务处处长。他看见革命干部都是那样地刻苦耐劳，领导干部总是那样地虚心诚恳；他看不见帝国主义的横行，看不见贪污腐化的迹象。他想：“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时候真来了！”

美帝国主义无耻地封锁上海，汽油的来源困难了；节省汽油成了上海公共交通公司职工们奋斗的目标。张德庆向行政领导干部建议试用白煤代替汽油，并愿意负责改装汽车的设计工作。他知道，如果汽车使用白煤，不仅可以击败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封锁，而且可以使成本减低很多（白煤成本，只值汽油的七分之一）。

他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上级的同意，并且鼓励他：“你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解决。”二十多年来，张德庆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上级这样的鼓励。他决心做好白煤车的设计工作。他翻遍了各国关于白煤车设计的书籍，细心研究，制订各式图样，在烈日照耀下的油污的汽车旁边，和工人、技术人员讨论、实验和研究设计工作。设计成功了，就要改装汽车。当时，有人反对说：“从没听说过用白煤来发动汽车！”在改装过程中，确有不少困难，张德庆知道：“万一不成功，改装费可要浪费不少！”他有些顾虑，但迅速地消灭了；因为上海公共交通公司总经理大力支持他：“你安心做下去，花些钱不要紧。”他改装了第一种白煤炉；因炉身太重，不能用。他又改装了第二种白煤炉；但因装在驾驶室左边，妨碍司机的工作，这一种白煤炉又不能用。

反对白煤车的人更喧嚷起来：“我们说不行！你们看，不行吧！真是浪费国家财产！”但公司里的领导干部反而越发鼓励张德庆：“再努一把力，就成功了！”工会也发动司机、司炉帮助张德庆使白煤炉装得更好。张德庆的信心更高了。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连饭都顾不得吃。司机和司炉也不断地把在实际试验中所发现的缺点，告诉张德庆。张德庆终于把白煤车做好了。

张德庆看见他亲手设计的白煤汽车，载着各界人民，不停地在上海马路上行驶，他多么兴奋呵！因为他第一次看见他的技术真正献给了人民。五十一岁的张德庆，当了二十多年的工程师，追求了二十多年“为国家办好工业”的愿望，到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开始实现。去年当人们选举张德庆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代表，称他为人民工程师的时候，他说道：“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这是共产党给我的荣誉，我感谢中国共产党。”

人们说：张德庆因为有技术，所以才创造了白煤汽车。这句话没有完全说对。还是让张德庆来回答这句话吧。他说：“在过去我也有技术，我也想做一番事业，但是我没有成功。今天，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工人同志的热情帮助，我能创造出白煤车吗？绝对不能！我过去的惨痛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张德庆的历史，说明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说明了一个技术人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与培养下，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张德庆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上，听见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他说：“我们必须实现这个伟大的号召。”张德庆正在在这个伟大号召下加倍努力地工作着，他创造了代机油，使机油的供应不再发生困难；他正努力领导着无轨电车的设计工作，这个工作将给上海人民交通事业带来新的发展。他过去时时刻刻梦想的工业化的中国，已开始萌芽了。……

1952年，张德庆调入汽车工业筹备组，任汽车实验室主任。张德庆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拖拉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参加了我国科学技术十二年长远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1958年，张德庆受国家科委的委任，主持了“解放”、“跃进”等车型改装煤气车的技术设计，如预期般取得了成果，并在全国推广使用。1962年，张德庆参与了国家科委10年科学发展规划和汽车工业10年规划的制定。

1977年在长春去世。

张世纲是铜梁县高楼场人，我国著名的内燃机工程专家，192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获得机械工程师学位。历任该校机械工程系助教、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交通兵技术教官、安徽省政府建设厅技正、总司令部交通处汽车修造厂厂长等职。1931年他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制造厂实习坦克制造，在德国本茨汽车制造厂实习汽车制造。

1935年回国，着手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厂公司，他担任总工程师，兼任华西分厂厂长及上海办事处主任。1949至1952年，应聘任奔驰汽车远东服务部总工程师。1954年由一机部派任无锡柴油机厂二级工程师，1956年提升为副总工程师。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无锡市政协常委、中国内燃机学会顾问、江苏省农机学会理事、无锡市科协副主席、无锡市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顾问等职。

抗战期间，他以桐油等植物油作为汽车用燃料的开创性研究获得成功。在无锡柴油机厂工作期中，他主持改进110型柴油机结构，提高转速，功率增大50%。在国内首创用球墨铁制造柴油机曲轴、连杆等重要零部件获得成功。1958年他组织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1000马力的高速机车用柴油机。主持设计研制成功了120系列冷风柴油机，均填补了我国柴油机工业的空白（1985年10月在无锡逝世）。 

四、土瓜湾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分厂迁往桂林良丰，株洲总厂的发电机组则被运往重庆筹建分厂。总公司则由上海迁往香港，在尖沙咀成立华运行，总厂在香港土瓜湾设了一个装配厂，厂长为孙家谦。

根据《九龙城区风物志》描述：临近土瓜湾天后庙的土瓜湾村，该村早于1813年的《新安县志》已有记载，是为数不多的九龙半岛古村落之一。相对红磡、九龙城等地而言，土瓜湾早年发展较慢，村落至1920年代才随市区的扩展而消失，同一时期拆卸的还有附近的马头围、马头角和二王殿村等。

钟艺《香港土瓜湾，繁华背后的故事》：土瓜湾位于香港九龙城区的南部，是一片以住宅区和轻工业区域为主的社区。对于很多香港以外的人来说，土瓜湾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就连本地人也一般不会来这一带活动。在繁华热闹的香港，土瓜湾的像是被历史落下的孩子，发展状况一直不好。

土瓜湾的发展从清代开始就一直落后于周围的其他区域。到了现代，香港启德机场在土瓜湾旁边创建，由于机场对附近的建筑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限制楼宇的发展，六七十年代，土瓜湾被开辟成为香港最早的工业区。

土瓜湾的一个优势因素是交通便利，临近广九铁路的九龙站（红磡）。

1938年10月，蒋介石撤退至重庆，同月，大约三万名日军登陆距离香港东北只有三十英里的大亚湾，攻陷广州。几乎在一夜之间，香港对中国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这个殖民地成为逃避日本侵略的难民的庇护所（单单在1938年就有约五十万人逃入香港)，也是输入中国抗战所需军火的主要来源。在1938年日本占领广州前，每月有超过五万吨从海外购买的弹药和补给经九广铁路输入中国。即使在广州沦陷後，军需物资仍经陆路和水路源源不绝偷运到中国。到了1938年初，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一半改经香港进行。

杨格《抗战外援：1937一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1938年的主要路线是在香港转运。幸运的是，中国战前就修好了广州至汉口的铁路线。一批批战争物资沿着这条线路涌进中国，以5一9月为例，月均运输量高达9万吨。

据《上海公用事业志》：孙家谦(1908一1993)，上海奉贤人，毕业于交通大学，获美国普渡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31年11月回国，先后任浙江省公路局修车厂厂长、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机务处处长、工程师、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计划处处长。1953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处长、工程师。

1957年6月～1959年8月先后任市公用局公共交通设计研究所所长、上海客车厂工程师。1959年任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后任顾问。此外还担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顾问、上海市科协汽车工业咨询顾问委员会顾问等职。1985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孙家谦在任职交通事业时领导设计制造大型客车，曾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展出。他主持编制了《上海市公共交通车辆技术性能手册》，并领导建立了一整套技术管理制度，为车辆技术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打下了基础。晚年曾两次参加《辞海》中关于汽车拖拉机条目的撰写、审定和组织工作。

孙家谦先生曾回忆说：抗战前，中汽公司与德国本茨公司签订合同，准备从装配发展到自制。首先进口2000辆2.5吨卡车的零部件，在国内组装。每部车300英镑，零部件加起来的价格与整车一样。本茨公司提供全套生产图纸，出售制造2.5吨车的机器设备，派到中国五六个人（工程师和技工）指导装配生产。中汽公司也派了几个人到本茨公司实习、考察。这是1936年春到1937年7月的事儿。

中汽公司在上海南市半淞园路设厂装配汽车（不生产任何零件)，厂主任是厂务处长吴新炳兼任，我是厂副主任。同时在湖南株洲建设总厂，准备大批进口机器设备，厂长由吴新炳兼，副厂长是张德庆（交大毕业的）。张德庆在上海时，与我面对面办公，他的任务是设计总厂。他在1937年秋到本茨公司去考察，熟悉生产。

刚入中汽公司时，我在公司厂务处工作。当时公司人员不到50名。1937年初，上海分厂的装配间、车库、材料间、办公楼已经建成，装备了国产机器。从1937年第一季度到8月，根据Benz公司提供的2.5吨卡车的零部件生产图和装配图，我在上海分厂主持装配完100辆四缸2.5吨柴油卡车。所有零部件、总成都是通过德国奔驰公司的代表Otto  Wolf由德国装箱运到上海。装配好的100辆汽车交给了军政部交通司。代表交通司接收汽车的是中汽公司的总工程师张世纲，他并不参加具体的技术工作。

1937年8月上海分厂停产，原有的国产机器搬到桂林良丰的分厂，制造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蓄电池片。交大毕业的吴曾植担任厂主任。

1937年第四季度，总公司由上海搬到香港。在搬出上海前，总公司办事处曾从博物院路34号搬到了八十几号。到香港后，公司分成两个单位，一个叫华运行，另一个叫南华铁工厂。华运行在尖沙咀皇后行永安大楼。南华铁工厂接收了从德国买来的机加工、铸、锻等基本成套的机器设备，在香港土瓜湾设立了一个装配厂和一个仓库，进口的1800多辆车的总成、零部件都在那儿。南华铁工厂厂长吴新炳，装配厂及仓库负责人是我。我把上海搞装配的员工调到了香港的装配厂，德国的工程师和技工也在这儿。1941年底香港沦陷以前，装配厂前后组装了近2000辆车，几乎全部卖给了军政部交通司。

1940一1941年，吴新炳在南华铁工厂主持制成了本茨四缸柴油汽车发动机（大概是90马力），缸体、曲轴等为自制，油泵、油嘴、启动机、发电机是进口的。太平洋战争之后，南华铁工厂没再制造发动机，机器设备被日本人拆运到日本。日本投降后，南华铁工厂第二任厂长、主任工程师郑粟云去日本要回了部分机器，继续生产四缸本茨柴油汽车发动机，作为船用发动机卖掉。

1937年底，株洲总厂已建了一个电厂，装有两套1000千瓦的发电机组，我记得是捷克Skoda产品。株洲总厂还建起了几个厂房，但还没有设备。

长沙大火之前，株洲总厂的两台发电机组搬到重庆土弯装机发电，成立了重庆分厂，我的同班同学朱清准担任重庆分厂的主任。本来要安装在株洲的进口机器大部分留在了香港的南华铁工厂，少部分搬到重庆。抗战时，重庆分厂和桂林分厂没制造或组装过汽车发动机，只能制造零件。张世纲在内地试验桐油汽车，而且在销售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2年我曾在南华铁工厂任工务处长。日本人要求我当厂长，我没干。郑粟云当了厂长以后，我在1942年12月到桂林，1943年底到重庆，1945年初经昆明、印度到美国。同行的有吴新炳。我们俩是交通部的考察员。

1946年冬，吴新炳和朱清淮从美国回到香港，继续管理南华铁工厂的生产。解放后，南华铁工厂被卖掉了。我在1946年2月离开美国，3月到上海，7月离开中汽公司到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一直到解放。

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在上海有两个厂。一个是总厂，又叫虬江厂，是上海机床厂的前身。另一个叫吴淞分厂，是现在的上海柴油机厂。总厂厂长是我，分厂厂长是支秉渊。解放前，总厂生产了农具、道钉，分厂生产了50马力汽油发动机。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的南京分厂（现南京机床厂)、柳州分厂、广州分厂在解放前都没有生产产品。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主要是培养了很多人，一汽的总工艺师、二汽的支德瑜等都曾是这个公司的。（《民国时期机电技术》）。

五、香港沦陷

港英当局和驻港英军对日军的进逼感到紧张，要求伦敦加强香港守备力量。英国三军参谋总长对保卫香港提出了这样的意见：“香港并不重要，过去认为当地守备部队不能长期抵抗日军攻击的看法是正确的。

即使我们能够向远东派遣强大的舰队，面对已在中国大陆上站稳脚跟的日本，能否确保香港仍属疑问。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能作为一个前进海军基地使用，只能作尽可能长期保持的前哨阵地。对于主张加强香港守备力量的压力，应当坚决顶住。”

香港似乎是一个注定了要牺牲的前哨基地，其作用只在于牵制日军而已。丘吉尔首相赞成这种看法，也反对向香港增派兵力。实际上，当时大英帝国为应付德国的闪电攻势，已经筋疲力尽，对于远隔万里、在海外实行殖民统治的香港已无能为力。

英国不把香港的防卫放在眼里。而对中国的抗战来说，香港的确保，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卢沟桥事变，特别是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港口，香港即成为中国与列强联系的唯一门户，也成为外国接助中国的重要基地。当时，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置了许多对外联系的机构。

日寇也看出了香港的重要性。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帝国须适应世界形势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解决中国事变须集中政战两略综合力量，尤须采取一切手段，杜绝第三国之援蒋行为等，俾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

……对法属印度支那及香港按照下述方针行事：(甲)对法属印度支那，期待彻底切断援蒋行为，迅速使之承认担负我军之补给，允许军队通过及使用机场等项，并为获得帝国所需资源而努力。根据情况，可行使武力。(乙)对香港须结合彻底切断在缅甸之援蒋路线，首先为铲除其敌对性，强力推进各项工作。”

1941年11月20日，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提出日本的统治目标为“恢复治安”、“快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以及“确保作战军自给自足”。“海陆军尽力协助把物资运回日本，并利用征用而来的民间船只。”

日本威逼丘吉尔禁止所有通过香港的援华物资输入中国，并封闭滇缅公路。吉尔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牺牲中国利益，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英国此举，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也遭到美国反对。

取道香港的对华物资供应逐步转由新建的滇缅公路运输，日本人坚持要求关闭滇缅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勛爵力图争取美国的支持，抵制日本的这个要求，结果被告知美国“无法采取有效行动”。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向洛西恩勛爵建议：“最好是退让，同时不要做出无可挽回的让步。”1938年11月，英国政府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香港的进攻开始了，日军首先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英国航空力量旋即覆灭。日本的陆军部队从深圳河一带正面突入香港，并没有遇到有力的阻击。九龙半岛在12日就被全部占领，随后日军就包围了香港岛，并且向当时的总督杨慕琦发出了劝降书，不料遭到了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向香港岛倾泻了大量的炸弹，并且以巨炮轰击香港岛，掩护陆军泅水登陆。

最后，凶残的日本人切断了黄泥涌山峡的水库，整个香港市界彻底断水。英国军队迫不得已，在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挂出了白旗，正式向日本人投降。在战后日本人清点英军辎重的时候发现：“据英军鲍克瑟参谋说，英军认为可以坚持大约半年左右，为此已准备了必要的武器、弹药、粮食等。”这些重要的军事资源也通通都落入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之中。占领香港以后，日本获得了重要军事补给基地，打开了通向印度洋的通道。

邝智文《重光之路，日据香港与太平洋战争》：日军的掠夺犹如“经济大屠杀”，估计日军在九龙的货仓以及香港岛的码头掠去至少250万吨货物……一队队满是铁锈的日本货船鱼贯进入香港，离开时则满载而归。这些残旧船只大多只有四、五千吨，他们年老的引擎吐着黑烟，发出刺耳的噪音，彷佛在投诉被迫加班工作…它们组成10艘或12艘的船队，从西角出发，经过硫磺海峡离开，前往日本的货仓……

部份工厂则被日军改为兵工厂，如南华铁工厂被日军接收后转交国际航空工业株式会社管理，改为生产飞机、汽车，以及兵器零件，并规定40%产能用作生产航空兵器、40%产能用作船只零件、20%产能用作陆上兵器。

据高平、唐云、阳雨《对日索赔纪实》：1943年，日军将中国汽车公司南华铁工厂的主要机器数百余部运往日本，但不知运到日本何地，战后日本政府借口有关文卷已毁，不肯认真调查。我南华铁厂派人携同证件到日本，秘密侦获日人劫运时所编的机器号码表，不容日人狡赖，终使中日双方派员前往有关各厂实地检视。历时20余日，经过9县，检查35厂，逐件查对机器88件，又抽查各地军政府纪录4.6万余份，方使劫物得以归还。

       原文标题 : 民国汽车工业研究笔记 （长篇连载5-2） | 贾新光汽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