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熬出头了！

文 ｜ 华商韬略 李 君

2018年4月初，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率队到合肥走了一圈。两天的行程结束后，他说，要认真学习合肥经验，推动深圳的高质量发展。4年过去，合肥值得学的东西更多了，而它，也是安徽这些年的一个缩影。

【安徽起飞】

2022年6月30日，位于合肥长丰经济开发区的比亚迪合肥基地项目一期，迎来了第一辆整车下线。

比亚迪合肥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50亿元，年规划产能40万辆，除整车外，还生产发动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预计带动上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总产值1000亿元。

而这个项目，从谈判到开工用时仅60余天，从开工建设到整车下线用时仅10个月。

与此同时，在安徽省长王清宪的推动下，安徽本土汽车品牌奇瑞和海尔集团在合肥完成签约，联合建立工业互联网平台。

借助平台支持，奇瑞推出的明星车型瑞虎一个月卖了4万台。2022年7月，奇瑞成为首个单月出口突破5万辆的中国品牌，新能源销量同比增长253％，单月销量、出口、新能源三项，均创造了新历史。

速度快，效率高，这样的项目在安徽并不出奇，只是这个省份以科创赋能制造的缩影。

比案例更引人瞩目的，是安徽近年来的经济数据。

2021年，安徽省GDP达4．3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实现了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跨越发展。安徽制造业增加值也超过1万亿元，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十年前还是“农业大省”的安徽，已悄然逆袭成一个“工业强省”。

以芯片、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设备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正为安徽打上新的产业标签。蚌埠的超薄玻璃；淮北的陶铝新材料；铜陵的高端铜合金……安徽各地市的拳头产业也都成型。

在最具拉动效应的制造业作用下，十年间，安徽GDP连跨3个万亿元大台阶。这十年的增量，就超过了安徽从新中国成立到2011年里，62年增量的总和。

2020年，总书记视察安徽，将安徽定位为“三地一区”——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安徽由“山水贫瘠”之地，一举蜕变为最具科技与工业气质的省份之一。

研究新中国经济史可以发现，安徽在产业版图上长时间都是边缘角色。如今杀出重围，安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那些关键时刻的抉择，也在于每一个“死守”的安徽人。

【苦水里的安徽】

历史上的安徽，其实是个缺少眷顾的省份。

展开地图，安徽一省之地，却被淮河和长江横切为三大部分，自上而下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两条江河带给了安徽数座江城，也让它饱受水患之痛。

每到雨季，安徽所在的淮河中游地区地势低洼，受到“两边翘，中间低”的地势影响，大量降水流到苏皖交界处的洪泽湖，地势又有所抬升，就都滞留在安徽。

更糟的是，虽然湖泊众多，但自排能力差，沿湖圩口很容易发生漫堤溃坝。

发生在1991年的大洪水触目惊心：安徽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00余万亩、受灾人口4400余万、倒塌房屋157万间，经济损失275亿元。

一位亲历者回忆：“小麦在地里无法收割，在地里已经长出长长的麦芽，抢收回来磨成面粉，做出来的饼也是黑乎乎的，咬一口，黏住上颌。这样的面粉，吃了整整一年。”

这种多发性水灾，严重损害了皖北地区的社会民生，洪水一次次漫灌家园，洗劫了安徽人的财富。

也正是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上，安徽的人口流出现象极其鲜明。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穷山恶水之下，徽州男子长到十三四岁就要出去讨生活，也是这样苦难的背景，逼迫出了后来享誉天下的“徽商”。

安徽的地理位置，还导致它在地理战略上有一个苦难的负担——因为要保障苏沪的安全，从而无法开闸放水东流入海。

自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就贡献了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了不让洪水冲垮了“钱袋子”，“牺牲安徽保苏沪”也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

2021年郑州大水，洪水退到安徽。当时的安徽自己有将近400万人受灾，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浙，安徽开闸泄洪，2000多王家坝的村民，放弃种满粮食的土地提着大包小包连夜转移。

可以说，为了保全大局，安徽人民多年来默默承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历史上安徽贫穷的重要原因。

地理位置的不占优，让安徽错过了很多发展红利。

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下迁了一部分轻工业给安徽，构成了安徽最初的工业形态，然而70年代，内外局势突变，国家进行三线建设，产业集体西移，处于中部的安徽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尴尬区位，没有赶上建设的好时机。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得风气之先，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和轻工业基地。勤劳的安徽百姓源源不断地将农副产品、矿产、电力和大量劳动力贡献给了长三角核心省市，帮衬着长三角灿烂的工业文明和商业繁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安徽只能活在长三角的影子里。

区域差异永远存在，永远有数不清的人在默默牺牲，长期以来的贫穷表象，不南不北、缺少鲜明地域特色的状态，让人很少愿意主动了解安徽和安徽人。连安徽人自己提到家乡，都是一声叹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安徽经济都是东部省份中的“落后生”，基础建设薄弱，产业基础单一，以省会合肥为例，千禧年的合肥GDP才不到400亿，作为省会城市，却在全国城市排名中位列80名开外，实在拿不出手。

安徽的前路在何方？

默默忍受贫穷的安徽，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一座城的突围】

时间来到2003年，安徽迎了一次命运的转折。

这一年，41岁的孙金龙从共青团中央调任安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两年后任职合肥市委书记。在这位经济学博士出身的书记眼里，想要改变合肥的面貌，“招商引资”是最快的出路。他的策略也非常清晰：承接发达省份和日韩的产业转移，同步打造本区域的营商环境，最终达到“工业立市”的效果。

孙金龙组织了453支招商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又聘来110名企业家作为“招商顾问”，让他们呼朋引伴来合肥落户。

“招商引资”的效果非常显著，仅2005年一年，合肥投资增速就高达37％，总额达到500亿。

2008年，合肥市委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巨资引入京东方。

那几年，从事液晶面板业务的京东方，正在努力追赶韩国对手，为了搭建新代际产线，它的累计亏损达三十亿元，正处在关键的瓶颈期。

相关情况传到孙金龙耳中，他亲自带队考察京东方。考察回来以后，市委紧急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来自各部门的人员坐得满满当当，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引入京东方。

在最关键的一次会议上，市委拍板决定：砸锅卖铁也要确保京东方落户。

这个总投资高达175亿元的项目，90亿由政府保底，85亿由银行贷款，政府提供担保。而彼时的合肥财政收入不过两三百亿。

招商小组对京东方表了个态：“建厂的土地，安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有备选方案，别的地方能给多少，合肥就给多少。”

为了支持京东方，合肥投入全部身家，甚至停了正在兴建的地铁。

在合肥的诚挚邀请下，京东方当时的掌门人王东升最终被打动，“世界屏”从此开始了“合肥造”。

▲京东方合肥生产线内景 来源：京东方

在随后的发展中，京东方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全球最高世代线的10．5代线先后在合肥建成投产。如今，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块液晶屏出自京东方；每10台平板电脑，就有3块屏为京东方生产。

合肥成功引入京东方的案例，是安徽经济发展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也为“科创＋产业”的“制造强省”发展模式成功打了样。

在孙金龙离任合肥市委书记之后，继任者将合肥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2011年，合肥投资了100个亿给最大的芯片封装厂兆易创新；2019年，又投资了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之一蔚来汽车，举起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旗帜。

在2021年底，合肥专门设立了一个200亿元的政府母基金，它的作用是，对于那些在产业链上非常重要，但前期盈利较差的企业进行领投，前提当然是，被投者要产业落地生根在合肥。

这一系列重视招商，重视产业规划的动作，对整个安徽的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2002年到2022年的二十年间，合肥市GDP总值爆增2990％，迈入万亿城市俱乐部，排名由20年前的全国倒数升至第19位。一大批科技产业集群领跑全国，连续3年获得国务院表彰激励。

合肥的示范效应，让安徽各地市看到了一个可以紧随其后的榜样。发力制造业成为各地市振兴经济的法宝。一批传统制造因此“老树开出新花”。其中，马钢集团自主研发制造时速350公里复兴号用高铁车轮，迈出高铁车轮国产化的“一大步”；铜陵有色集团也自主研发出电子铜箔核心工艺技术，领先全行业．．．．．．

过去十年，安徽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7％，增加值占比由2012年的34．8％提高到2021年的45．7％。世界最薄0．12毫米电子触控玻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这些都是科技创新结出的累累硕果。

2018年，安徽再次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入局长三角。

加入长三角带来的好处是明眼人都清楚的，安徽可以顺势承接沪苏浙的产业转移，结合自己的产业门类特点，形成合作与补强。

这一战略直接加速了安徽制造业发展的进度。2021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投资中的60％来自沪苏浙企业。与此同时，一些连带效应也出现了，例如纷至沓来的“长三角人”，拉动了安徽的旅游产业。在2021年，到安徽的省外游客中，每2人就有1人来自沪苏浙。

但如果把融入长三角，简单看成“躺赢”策略，那么就大大忽视了安徽的主动程度。

2021年，整个安徽省政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几乎全天候密集会见企业家。在一年的时间里，从“走出去”到“请进来”，一共见了550多批次，共5075人。

在这当中，安徽省长王清宪本人一年会见了2000多位企业家。为了了解工业互联网，他还完整地去学习了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原理和应用原理。

融入长三角，分享长三角红利，和江浙沪一起“发光”的同时，安徽也继续贡献着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打造，作为后台支撑和桥梁，为长三角提供着的资源和支持。

【安徽人的精神】

回溯历史，安徽这些年突飞猛进的伏笔与基因，在其还是“配角”时就已被前瞻根植。

1969年3月，在中苏冲突爆发的大环境下，中国北方边境局势日益严峻。政府因此决定将驻京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13所院校迁往外地避难。

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无论对于哪座城市来说，接纳一所大学都需要很大的勇气。中科大辗转江西、河南、湖北各省，都因各种原因被婉言拒绝。

被踢皮球的中科大挠头无策之时，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德生了解到这一情况，火速联系上选址小组，并表态愿意倾全省之力，给中科大最好的照顾：

“安徽人民不吃不喝，也要保住中国科学的苗子。”

为了给中科大好的住宿环境，安徽腾出了当时全省最好的合肥师范学院校舍给中科大使用；担心北方过来的中科大师生不适应南方气候，合肥为中科大专门建设了供暖设备，使得中科大成为南方地区唯一一个有暖气的大学；安徽省甚至跟铁道部争取建立了一条“合肥－北京”的铁路专线，只是为了方便中科大教职工回京探亲。

“难兄”安徽举全省之力支持中科大的发展，造就了中科大在合肥二次创业的基础。

正因这份雪中送炭之情，20世纪70年代末，北方局势基本稳定，很多外迁高校都选择返京之时，中科大最终选择了留在安徽。

如今，中科大成为了科研界的参天大树。从中科大实验室走出的众多科技成果纷纷落地，在安徽成长为全国独具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团队决定成立国内第一家量子通信产业化公司，在产业前景尚不明晰之时，时任安徽某领导当即拍板：“你来吧，这里没有质疑。”

这造就了后来的A股“量子科技第一股”——国盾量子。

时至今日，合肥量子信息产业相关专利占全国的12．1％，排名仅次于北京，合肥也被称为“中国量子之都”。

从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计算出发，量子产业让安徽在国产高端精密仪器制造这一产业占据了先机。

从科大讯飞、科大国创再到国盾量子，安徽的几大王牌企业几乎都是由中科大师生一手栽培，与中科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22年，安徽省政府印发《“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由安徽省长王清宪亲自任建设小组组长，围绕中国科大师生做创业和成果转化。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是中科大对当年慷慨解囊的安徽人最好的报答。

时光再倒流，明清年间，在故乡吃不饱饭的徽州人挑着担子，经25公里的徽杭古道，从徽州走到杭州，再沿运河北上闯天下，最后闯出了“木材、当铺、茶叶、食盐”“四大门派”。

鼎盛时期，徽商的总资产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他们做生意一曰货真，二曰价实，三曰量足，四曰守信，这种商业文化对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仍有借鉴意义，徽商精神也在今日之安徽流传了下来。

百年之后，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褴褛、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按下了红手印：“宁愿杀头坐牢，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最终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时过境迁，安徽人多次遭遇了相似的窘境，却屡屡绝处逢生。

苦难磨炼了安徽人，也造就了安徽人，如今，坚忍的安徽人再度翻开了新的篇章。

时代的江河奔腾不息，“三地一区”日新月异。

安徽，赶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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