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对未来的一次预演。

早在1924年4月刊的《无线电新闻》杂志封面，人们就已设想“The Radio Doctor（用无线电通讯的医生）”——医生通过专有设备获取患者诊断数据，远程为患者提供治疗建议。在那个技术发端的年代，这个封面故事更像是对未来的一次畅想。

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远程传输患者医疗数据才真正得以实现：1959年，蒙特利尔Jean－Talon医院放射科的医生，通过电视摄像技术，实现了远程传输X光片数据；1969年，俄克拉荷马州的荣军医院实现了心电监护数据远程传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欧美等国对卫星和综合业务数据网（ISDN）的利用，才使得远程医疗有了实质性突破，远程会诊、远程医学图像传输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欧美等国不断进行着对远程医疗的探索，制定政策扫清远程医疗发展的阻碍。以美国为例，布什期间医疗IT十年建设规划以及奥巴马医改等，均利好远程医疗的发展。

而最终，将近百年前的梦想，随着互联网的全面覆盖、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真正地走向社区、走向个体，成为了现实。

在今天，随着深耕于此的TelaDoc（远程医疗服务提供商）、Amwell（远程医疗解决方案提供商）等上市，远程医疗第一梯队企业MDLive也计划于明年初申请IPO。未来远程医疗将会是什么样子，或许早已掩藏在如今采纳先进技术发展远程医疗的企业中。

其中，采纳AI技术，囊获数亿美金融资的AI远程医疗公司巴比伦（Babylon Health，巴比伦健康，以下简称巴比伦）又是极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巴比伦采用的AI技术有何特色？它为远程医疗的发展又带来了哪些启示？

欧洲市场拔得头筹的远程医疗企业

无论是TelaDoc，还是Amwell，抑或是MDLive都是典型的美国企业。但是巴比伦不同，它是一家2013年成立的来自英国伦敦的欧洲企业。欧洲属性使得其面临的市场环境、监管环境与美国企业有所不同。2019年10月，有文章《Europe’s doctor apps， compared》对欧洲排名前14（持有资金超过百万欧元）的数字医疗初创企业进行了大致梳理。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巴比伦地位如何。

2019年8月，巴比伦获得了5．5亿美元融资，这使得其持有金额超过榜单中其余企业持有金额总额。位居二、三位的则是Kry、MinDoktor。虽然下载数并不等于实际用户数，但仍可作为参考。下载量方面，巴比伦位列第二，达到121．7万次，而位居第一的则是Kry，达到122．6万次。位居第三的Doktor．se仅仅有着56．4万次下载量，差异悬殊。实际来看，截止2019年10月，巴比伦促成了200多万次在线问诊。Kry则位居第二，问诊次数为120万次。位居第三的MiniDoktor问诊数仅60万次。这场竞争更像是有钱有势的企业的竞争。

欧洲多国林立的局面，使得初创企业发展多方受阻。法国直到2018年底才通过了允许在线提供医疗诊断和治疗的法律。2019年8月，德国才视不经过医生看病提供药物的行为为合法。而英国监管机构秉持开放的风气，鼓励创新等举措，使得数字医疗服务提供商获得了较好发展。瑞典虽然有较好的风气，但政府对融资利率的变动通常使初创企业感到失望。

综合以上因素，更多的数字医疗初创企业诞生在监管环境友好的国家，并且将其目光更多地瞄向其他监管环境利好的国家。比如Kry在2018年发布新品牌“livi”，瞄向的是北欧以外的新市场。巴比伦则瞄向了全球市场，在全球范围开展业务，向卢旺达、加拿大、东南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合作伙伴提供数字医疗服务。随着资本加码，其将战略目光瞄向了美国和亚洲。而这也是使其区别于其他欧洲远程医疗企业的因素之一。

从AI聊天机器人到慢病管理

巴比伦公司，与远程医疗领域其他公司一样，提供的是包括个性化健康评估、治疗建议、在线问诊在内的7×24小时服务。利用巴比伦GP at Hand APP，用户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或者视频电话向全科医生进行问诊。

从成立以来，巴比伦已经囊获了3轮融资。在2016年1月，其拿到了A轮2500万美元的融资。这笔融资中的投资人包括DeepMind（2014年被谷歌收购）创始人Demis Hassabis和Mustafa Suleyman，坊间很早便有传言，巴比伦是在整合DeepMind的AI，通过AI聊天机器人，提供医疗服务，让患者进行文字、音频、视频问诊前提前知晓自身状况。

2017年4月，巴比伦拿到了4700万英镑（约6000万美元）融资。对于巴比伦创始人兼CEO Ali Parsa——这位曾创立了欧洲最大的临床医生合作网络公司Circle的人来说，这轮融资的目的是帮助其已有的AI聊天机器人更为快速地获得英国MHRA和美国FDA的临床认证，打造出一款更为复杂的医疗诊断机器人。

2019年8月，其一举获得了5．5亿美元的融资。这也是欧洲当年数字医疗领域最大笔的融资。融资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巴比伦的业务，将其延伸至美国和亚洲，并进一步研发针对严重慢性病的AI诊断平台。

从发展脉络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巴比伦从医疗服务AI聊天机器人到AI慢病诊断平台的转变。这也是因为巴比伦意识到了当前市场上慢病患者众多的局面。紧接着，巴比伦开始了其在美国的第一笔投资。

2020年5月，巴比伦领投了对智能保健服务商Higi的B轮3000万美金的投资。Higi本身拥有10000个受FDA认证的自助服务智能健康站，服务着超过6200万的受众群体，为其提供针对当地护理资源和服务的个性化建议。通过合作，巴比伦可以提供更加端到端的解决方案，满足支付方、供应商和零售商提供护理服务时的一线需求。

实现医疗民主化的AI是如何构建的？

巴比伦认为将其与其他医疗服务提供商区别开来的因素是AI的采用。巴比伦表示，其服务灵感得益于2500年前的古巴比伦市民。他们通常在市中心分享常见疾病的治疗方式。巴比伦认为古巴比伦是现存最早的医疗民主化的示例之一，也是上述做法，使得古巴比伦人几乎拥有古代世界最长的人均寿命。

具体而言，巴比伦认为传统医疗最大的问题是诊前和诊后，他们选择做的是通过AI赋能，提升医生问诊效率。通过学习整合现有医疗数据形成典型医学百科全书，理解疾病、症状以及药物匹配等关系，巴比伦的AI可以帮助用户判断其是否需要医生并找到致病原因，甚至可以对用户未来健康状况进行评估预测。

巴比伦的AI主要围绕四个方面构建形成，包括知识库、综合健康记录、概率图形模型、模拟等等。其核心是基于数字医学百科全书（即知识库），它包含不同疾病、症状以及治疗的特点、关系等。巴比伦也收集了用户病史以及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逐步发展出个性化解决方案。基于人工智能，它通过模拟人们继续以往的饮食、锻炼、睡眠和压力情况，帮助人们理解行为带来的影响，促使巴比伦开发了优化的护理计划。
此外，巴比伦也在不断读取和学习病人健康记录，包括在不同国家使用巴比伦APP的临床医生的咨询记录。巴比伦不断解决着对同一病症的不同术语、不同描述带来的问题。在不断学习过程中，巴比伦提高着AI诊断的准确度，并通过更多的交互实现着程度更高的个性化服务。

巴比伦如何构建自己的商业模式？

巴比伦向用户提供了AI病症查询、全科（逐渐延伸到专科）医生远程（部分市区提供线下）问诊、提供处方、健康追踪测试等服务，并提供家庭账户服务。用户可以随时使用巴比伦AI聊天机器人进行咨询，在这个过程中问询医疗问题完全免费。其主要诊断包括食物中毒、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胃疼等等。当用户使用在线问诊医生时，需要进行付费。

针对雇主客户，巴比伦每月对雇主收取每个雇员3．75英镑的费用。用户可以随时进行症状自查，并通过视频访问虚拟全科医生、精神医师、护士和药剂师等，还可直接在临近药店或者家门口获取处方，也能对身体健康进行监控追踪。其合作的雇主包括BNP PARIBAS、Heathrow、 HSBC、CISCO、BuzzFeed等等。

此外，其也提供了灵活的全科医生付费计划，用户可以选择一次性付费49英镑或者全年付费149英镑进行问诊。而选择临床医生或者专家，一次性会诊时订阅用户及非订阅用户需花费的价格也略有不同。临床医生问诊，订阅用户需要付费39英镑，非订阅用户需要付费59英镑；专家问诊订阅用户需要付费49英镑，非订阅用户需要付费79英镑。

巴比伦也与NIH达成了合作。早在2017年1月，双方就展开了为期6个月的合作，用AI聊天机器人取代NHS 111电话热线。以往电话热线通常占线或者不能给出合适的临床建议。巴比伦负责对“紧急但不危及生命的疾病”进行分流，能帮助病人检查症状并提供最为合适的建议，但这项服务多少有些受限，病人无法获得处方也无法转向在线问诊。

除了为用户提供相对廉价的解决方案，巴比伦也为全科医生提供了较为优渥的吸引条件，以此吸引有着GMC认证（医疗委员会认证）的医生为其提供服务。

巴比伦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除了最初与NIH的合作，为线下门诊分担压力外，巴比伦也在发展过程中拓展着其商业版图。

2018年其先后跟腾讯、三星达成合作。尤其是与有着海量用户的腾讯合作，推动着其通过微信进入中国市场（虽然彼时的中国市场互联网医疗企业林立），这也是巴比伦利用AI算法嫁接互联网巨头产品进行疾病评估的重要尝试。

不断尝试之外，巴比伦也在加速对自身AI产品的迭代管理。

同年9月，巴比伦表示将投资1亿美元扩大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使其团队人数由以往的500人扩张到1000人。通过此举，巴比伦希望提高其管理糖尿病和抑郁症等慢性疾病的能力。巴比伦希望建立起能够对患者整体健康状况评估和监测慢性疾病的技术。

2020年1月，其在美国推出了针对当地的分诊聊天机器人服务。为了适应美国国情，其雇佣了美国工作人员，并且调整了AI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同时，该产品也基于美国医疗行业特有的服务和监管政策进行了一定调整。

与此同时，巴比伦在英国与皇家沃尔夫汉普顿国家医疗服务基金会（Royal Wolverhampton NHS Trust，简写RWT）达成合作。双方共同开发了应用程序，在提供远程诊断同时，通过可穿戴设备和其他监控程序实现实时对慢性疾病患者监控，在患者有需要时可远程联系医生等，通过应用程序相关监控，也实现了更好地促进患者自我管理。

2020年3月，针对新冠疫情，巴比伦推出了症状追踪应用。产品探索迭代的成果，在今年4月显现出来，巴比伦声称其AI可以准确分诊85％的患者。

巴比伦带给企业的启示

虽然在飞速发展，但是关于巴比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过。

争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它在争夺英国本就匮乏的全科医生资源；二是关于其AI技术可否取代全科医生，以及是否造成了更多误诊的问题。

2016年10月，英国皇家全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RCGP）曾公开支持巴比伦，将其作为赞助商引入并介绍给社会。巴比伦在会上表示，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全科医生在APP上均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英国患者协会（Patients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Katherine Murphy认为RCGP为企业背书令人不齿，并且全科医生本就匮乏，让NHS全科医生转而为私企服务，有悖医德。

这迫使巴比伦医疗总监穆巴谢尔?布特（Mobasher Butt）表示，其支持医生非工作时间开展在线问诊。“全科医生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也十分珍惜它的灵活性”。事实上，英国社会本身有大量私立医院和营利性机构吸引全科医生走出公立医院，巴比伦只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最为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全科医生匮乏，巴比伦在提高全科医生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因为吸纳全科医生侵犯到部分人的利益。

当2018年巴比伦表示其通过了RCGP设定的实习全科医生最终测试MRCGP考试，并且拿到了与人类相比更高水平的测试成绩时（人类平均通过率为72％，而巴比伦拿到了81％的成绩），这一说法立刻引来了RCGP的质疑。

RCGP副主席Martin Marshall教授表示，支持医生提供最佳病人护理的技术潜力非常好，但最终计算机是计算机，全科医生是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人员，两者无法比较。前者可能支持后者但永远不会取代后者。

事实上，更多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是否取代，而是巴比伦的人工智能是否出现了误诊。最初，英国社会尤其是NIH对巴比伦持支持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到2020年，英国将在国家医疗体系上花费近2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它迫切需要一个机构帮助其减缓压力。

巴比伦采用人工智能，帮助病人判断是否需要医疗接入的方式，正好符合NIH的想法。实际上，在采用NIH 111热线时，人工建议会要求其中大约20％的人进行线下问诊；在采用巴比伦后，这一数字高达30％。但由于巴比伦并未最终跟踪这一数据，所以无法判断前往医疗机构的人数到底是增多还是减少。

与此同时，巴比伦也被自己的前员工以及外部人士指责缺乏真实的临床评估和跟踪。无论是最终到底有多少人前往医院、诊断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数据保存。在Twitter上更有针对巴比伦的投诉，英国MHRA机构对投诉进行调查，巴比伦却表示，”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诊断。“

实际上，远程医疗初创企业除了应对各种各样的质疑，还需面临大量其他问题。比如巴比伦在今年6月就被质疑泄露用户隐私。起因在于更新APP时出现的漏洞让用户可以访问到其他用户问诊时的视频数据。对于企业来说，及时的、连续的监测与更新是填补漏洞的唯一方式。

资金方面，即便是远程医疗第一梯队企业，也均是初创企业。大型的科技公司并未在该领域过多投入。当然，在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变化，比如谷歌与Amwell达成了合作等。

监管方面，国外医保报销补贴、国内医保支付等仍旧是难题。美国联邦医保机构率先“松绑”远程医疗和虚拟健康咨询所有限制条款，并放宽《医疗保险可携带性和责任法案》（HIPPA）豁免跨州远程医疗服务限制。荷兰政府此前也宣布为推动数字医疗提供了4亿欧元资金支持。我国也使得疫情期间促进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常态化。

但远程医疗发展的问题仍旧存在。未来似乎还在到来中。

作者：钟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