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所驱动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其核心是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也是继蒸汽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及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又一次科技革命。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对医疗健康行业带来巨大的颠覆性变化。身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疗健康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在不断加速。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乃至全球医疗健康产业数字革命,AI、大数据、机器人、3D打印、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与医疗技术不断结合,推动整个产业进入全新格局。

如何理解未来医疗,2050年的医疗健康产业又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数字化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在数字医疗及医疗服务领域有深入研究,曾获《新财富》、《水晶球》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团队及分析师奖项的蛋壳研究院院长姜天骄在近期的公开演讲《未来医疗2050之数字医疗革命》中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解读和预测。动脉网将其观点整理成文,以为专业人士参考。

姜天骄,动脉网蛋壳研究院院长。

曾任方正证券研究所互联网及医疗行业高级分析师,获《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团队、《水晶球》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团队及分析师奖项,在互联网医疗及医疗服务领域有深入研究;

曾任方正证券产业金融部董事,负责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并购及市值管理业务;

兼任国家互联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著有书籍《重构大健康》《互联网转型-解码中国管理模式》以及《互联网+医疗》。

医保控费加速医疗健康行业全产业链变革

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需要技术创新、消费需求升级等幕后的推动力量。对于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而言,除了这些因素,正在发生的支付方变革不仅是产业模式的最大变化,也将是未来推动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过去30多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社会转型。与此同时,我国卫生事业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我国基本实现了医疗保险全覆盖,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这些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大幅降低了儿童和孕产妇的死亡率以及传染病发病率,显著提高了居民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

尽管如此,我国在满足国民医疗健康需求方面仍面临很多新的挑战。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快速老龄化和慢病负担加重,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倾向于疾病治疗而不是注重保障人民的健康也是关键因素。

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在医疗机制和激励机制上存在不少局限。行政定价导致医疗服务价值被严重低估,从而产生了“以药养医”的扭曲医院筹资体制。医务人员只能通过过度诊疗和多开药及使用器械等高利润诊疗手段来提升医院的收入水平。

由于我国医疗以公立医疗为绝对主导,再加上医保支付按项目付费并无有效控费手段。医疗服务模式顺理成章变成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在此模式下,任何疾病治疗都可以增加医院收入;疾病预防则恰恰相反,因此无人关注。

姜天骄认为,这一体系能够满足医院、医生、渠道、药企多方利益,但与医疗价值无关(辅助用药,过度用药,不足的医疗服务,低下的医疗水平),最终医保与消费者成为实际买单方,趋势持续恶化。

医保基金支出增长率连续数年高于收入增长率,若不干涉将导致医保基金穿底。然而,老龄化及新生儿持续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深远影响,“开源”成为无源之水,“节流”将是医保基金未来的主旋律。

医保基金反复强调定位“保基本”。在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其对于“基本”的阐释愈发通过行动明确:“基本”即“廉租房”,满足人人有房住,“商品房”属于“改善型需求”,应由消费者自行负担(自费或商保)。 这种趋势既保证了“基本盘”稳定,又能够激发“中产阶级”负担自己应该负担的部分,即超过基本需求的“高品质需求”所对应的医疗开支。

随着DRG&DIP等控费手段强力推进,医保控费力度逐渐加大,带量集采范围不断扩大,医保的挤出效应将会愈发明显。医保无法满足的医疗服务需求将由商保补充承接,这将会为商保带来巨大的成长空间。

姜天骄认为未来将长期呈现出下列状态:首先,医保集采及控费措施持续进行,大宗占比品种“挤水分”持续进行。医保控费力度将会进一步增大,超出预期。“集采无法鼓励行业创新”的忧虑并不成立——即使在以往,传统医药行业也少有将超高利润用于创新,而资本、政策本身对于技术创新的力度却非常显著;今后,国家也可以通过定向政策扶持与资本扶持来精准支持创新企业,反而更为高效。

其次,高品质、改善型、小众化医疗需求通过商保或自费补充习惯逐渐养成,商保前期将以丰富的产品形态争夺市场,核心竞争要素为产品开发及营销销售。最后,进入商保存量割据阶段后,商保企业之间的核心竞争要素为服务比拼及费用控制。

费用控制是医保与商保最终的共同诉求,本质是为真正的医疗价值付费。通过集中采购、避免欺诈、合理用药、临床路径、提升效果、降低发病等等手段可以有效控制费用,这都需要并且长期只能依赖数字化技术。

总结而言,支付方变革将大幅改变传统医药、器械、医院的供给定价、供给产品及销售体系,带来了行业竞争格局、竞争要素、盈利模式的全方位改变。正因为此,它将会成为未来30年推动行业变革的支柱性力量。

数字疗法有望成为医疗健康产业链中的关键一极

传统上,我们可以将医疗健康行业的各个参与者分为四个部分:药械、支付、患者及医生(或医院)。

药械顾名思义分为药品和器械两个部分。首先是药品,CRO服务和各种上游原料药构成了药品产业链的上游,随后则是成品药,再经过各种渠道最终由患者获得,并由相应的支付方予以支付。

根据不同的经济特征,市场规模高达1．8万亿元的成品药行业可以分为创新药、仿制药、中药,以及包括血制品和疫苗在内的其他生物制品。

举例而言,创新药研发更趋近于管线的赌博机制,需要进行管线的合理配置。其前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一旦研发速度晚于竞争对手或是无法进入到下一临床阶段就会血本无归。相比之下,仿制药则跟品种,以及是否进入到医保目录有关。

器械的分类也比较清晰,从上游核心元器件到中下游的设备,比如大型影像设备或是其他检测设备,以及高值耗材、低值耗材、其他器械或是家用器械。这些设备通过专门的渠道通过医生或是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成品药市场,我国的器械市场规模要小很多——大约7655亿元的市场规模仅有成品药不到一半的市场规模。相比之下,医疗器械与成品药的市场规模比例在美国大致维持在1∶1。

姜天骄认为,医疗技术的差异是造成中美医疗器械与成品药市场规模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中国的器械市场规模比药品这么多?使用器械比开药对医生的培训要求要高得多。

“当然,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生技能水平的提升,以及普通人对于家庭医疗器械的需求激增,我国医疗器械市场的规模有望在未来迎来较大的提升。”姜天骄进一步补充道。

按照不同的经济特征,医疗服务提供方则可以分为严肃医疗、消费医疗、主题医疗、基层公卫和第三方中心。医生在原有的生态里面,是在医疗服务机构里。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独立执业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多。

所有这些服务,绝大部分由医保支付。此外,还有患者自费的部分。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由商保承担。

在传统的全景图中,数字医疗的定位较为模糊,无处不在但又显得较为边缘。但随着支付方变革,数字医疗将有可能成为单独的一极,在未来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数字疗法、数字药和数字医疗,有可能会在这个产业当中成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存在。”姜天骄对此表示。

那么,数字疗法究竟是什么呢?数字疗法(DTx)是一种基于软件程序的疗法,为患者提供循证治疗干预以预防、管理或治疗疾病。

数字疗法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药物、设备或其他疗法配合使用。这类产品结合了设计、临床验证、可用性和数据安全领域的最新成果,并由监管机构根据需要进行审查和批准。数字疗法需要为患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支付者提供智能和可访问的工具,以应对各种情况。

简单来说,在传统的体系中,病人根据医生开具的处方去药房获取药物。数字疗法则是将其中的药物更换为了某款app而已——当然,也可能是软硬件结合的产品。

从定义来看,数字疗法有两大特点。首先,数字疗法可以独立使用。在很多精神类疾病的改善方面,数字疗法本身就是一种干预手段,以软件的方式直接干预进行治疗。

过去多年的临床实验证明,数字疗法在应对现有药物治疗不能很好解决的行为介导病症(比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戒烟、Ⅱ型糖尿病和失眠)时有着较为显著的功效。对于这些病症,传统的药物治疗用处不大,反而极易造成药物上瘾。困扰美国的阿片类药品上瘾正是药物治疗的弊端之一。

其次,数字疗法有极强的包容性,可以联合药器一起使用,效果往往比单独使用某种药品或是器械更有用。数字疗法通过将医嘱和后续一系列操作固化成产品流程,让患者强制执行,以提升药械的使用依从性。

这对于传统的药械企业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正因为此,药械企业都在数字疗法上进行一系列的布局,实现从传统药械向数字药械的转化。因此,姜天骄认为数字疗法有可能成为单独的一极,成为药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基于互联网医疗的崛起,医生的角色也将发生迁移。除了必须在院内进行的手术及检验,其他的所有的医疗行为基本都可以在线上完成。

根据病种的不同,这种迁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如果诊断主要依赖问诊,治疗主要依赖口服、外用药、数字疗法,则整个流程将完全实现线上化;第二,如果诊断可以通过问诊、病例和家用设备完成,治疗依赖口服、外用药和数字疗法,则最终可以完全线上化;第三,如果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则治疗环节难以线上化,其他环节可以分步线上化。

因此,更多的医生未来可能并不完全在传统医疗机构执业,而是变成了数字疗法和数字药的重要提供环节。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随着支付方改革的深入,数字疗法和数字药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相比传统药械,数字疗法能使得成本降低,且效果更好,这是其优势之一。同时,由于成本控费压力和医疗质量诉求,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也将越来越多地落地应用。

数字疗法将使触达方式发生变革,线上的数字化平台将成为医疗健康行业的“新大陆”。它也将使交互关系发生变革,从一次性到持续粘性。数字疗法还将使干预方式发生变革,从药品处方,到全病程多手段干预,解决方案(处方、医嘱、随访)产品化。学术话语权则将发生迁移,从沉淀于专家到沉淀于产品(专家产品化)。

对于药械企业而言,数字疗法将重构竞争要素,由于数字疗法对患者粘性的增强,“换药”不再容易——数字疗法将成为新的竞争维度,医生、患者、历史数据和信息承载沉淀,转移成本巨大。它将成为核心赋能者。只有围绕治疗进行数据积累才可以全方位渗透医疗健康产业的赋能要素。

最后,数字疗法将成为易被忽视的新战场。主流药企的主要发展策略是管线布局,并购产品线及区域市场,产业链延伸至原料药,难仿药与剂型变化,互联网化渠道合作。目前,全市场对于数字疗法的重要意义认知尚未开启。

正因为此,数字疗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字疗法,如何布局才能抢占先机?

那么,对于数字疗法企业来说,应该具备哪些功能模块呢?姜天骄认为,从“触达-干预-粘性”的目标出发,数字疗法企业应该包含数字疗法软件、监测设备、服务平台/互联网医院慢病管理、医生/医院专病系统、线下解决方案(检查、手术)、药品供给、医院信息化对接模块和治疗设备。

先发优势、数据沉淀、产品效果、渠道营销、专利保护和学术话语权将成为未来数字疗法的竞争要素。

传统药械企业可以通过合作、参股、并购和自建等方式布局数字疗法。这几种方式各有优劣,适合用于不同布局阶段的企业。

如果处于前期无基础状态,人才引进及组织设置难度高,效果难以体现,激励难以到位的阶段,则可以合作方式广泛了解项目,并逐步识别关键要素。并进行项目池覆盖。

数字疗法企业最终需要庞大医疗网络进行市场推广,对于传统药企有强烈诉求,传统药械企业可以通过参股投资锁定特定管线产品并赋能。此时可广泛筛选。

此外,传统药企可以在诸多方向中选择契合度最高,表现最好,潜力最大的标的,进行并购。同时可以进行多方面备选标的,促进并购谈判力。

在并购标的公司后,逐步完善公司在数字疗法领域的组织架构、人才储备、激励机制等要素,以便接下来可以围绕核心逻辑进行复制自建。

在数字医疗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价值分布来适时进行策略调整。这些维度分别包括科室/病种的价值分布、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地理区域的价值分布、机构层级的价值分布、服务属性的价值分布、中医/西医的价值分布。

科室/病种的价值分布:由于需求端疾病谱等因素、供给端器械、药物技术与使用方法变化等因素,可能带来科室与病种价值分布变化。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由于产业政策变化、技术突破、需求及渠道界面变化,整个医疗健康产业链的价值分布不断发生变化。

地理区域的价值分布:由于各地区医保支付、医疗资源禀赋、疾病特征与生活习惯、及区域性政策变化等因素,区域价值分布不断变化。

机构层级的价值分布:顶级三甲医院有存量价值与变化的价值,话语权向民营转移的趋势可能带来价值变化,基层医疗政策与商业模式创新可能带来基层层级的隐形价值分布变化。

服务属性的价值分布:严肃医疗与消费医疗及健康服务属于不同服务赛道,其价值分布特征不同,行业增速不同,投入产出比不同,随时可能产生商业机会。

中医/西医的价值分布:中医作为独特的供给,有自身显著优势(成本、接受度、传承、无需临床)。

在商业化路径分布上,则有2H(Hospital——医院信息化系统,政绩需求驱动;利益需求驱动)、2G(Government——政府监管招采市场)、2B(Business——企业健康市场)、2I(Insurance——健康保险市场)、2D(Doctor——基于医生需求的商业机会)、2P(Pharma&Medtech——基于医药器械价值链的商业机会)和2C(Consumer——口腔、眼科及医美等个人消费及常见病)等路径。

姜天骄认为,需求合适商业化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单点突破,而在于寻找“一箭多雕”的业务粘性。

以数字疗法的龙头企业Pear Therapeutics而言,前者目前的研发管线中已经商业化的几款产品均针对药物滥用,主要用于解决药物阿片类药物滥用和慢性失眠。正在临床验证的Discovery则专注解决疼痛疾病,并希望能够“一箭多雕”解决多种疾病,包括肠应激综合征、疼痛、创伤后应急障碍、偏头痛、双相型障碍、癫痫症、肠胃和肿瘤都在不同的阶段。

写在最后

数字疗法正在迅速崛起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2020年,美国FDA放开了部分数字疗法的紧急审批,这一政策对数字疗法产生了积极影响,政策推出后很短时间便有几款数字疗法通过紧急审批为公众提供服务。这也意味着近来在国外方兴未艾的数字疗法又迎来了一次加速。

与此同时,国内的数字疗法也迎来了突破,NMPA发出了首个认知障碍互联网医疗器械注册证。回顾美国数字疗法的发展历史,不难得出判断——数字疗法将在国内迎来爆发。

“数字疗法绝非软件拿证这么简单!如果你是从这个狭隘的视角看待数字疗法,你可能就不会想到后面一系列的逻辑,从而错失这一轮浪潮。”身处变革的边缘,你准备好了吗?

作者: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