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1月15日，奥米克戎决战北京，也是动态清零策略与群体免疫策略的一场较量。

与其它城市很不一样，当第一例奥米克戎出现在北京后，北京似乎并没有惊慌。从发现确诊，到公布消息，到开新闻发布会，一切显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甚至是在疫情新闻发布会上，与会的领导都没有戴口罩。

甚至是发现后的48小时内，竟然没有封闭隔离、大规模检测等其它城市出现的应急举措，要知道现在面对的是新冠病毒家族迄今为止传染烈度最强的“毒王”——奥米克戎。在冬奥会倒计时的首都，这样的反应让人感觉有点奇怪，尤其是与手忙脚乱、兵疲民乏的古都西安相比。

或者是大战前的黎明静悄悄，数万名抗疫大军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或者是一切早在预料之中，应急预案不知演练了多少次，疫情发生后所有的举措立即到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究竟是哪一种情形？若是第一种，接下来肯定又是一场全城动员、兵疲民乏的恶仗。而且因为是首都，再加上冬奥运动员马上抵京，对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

很显然，出现在北京的是第二种情形：一切悄无声息，但一切又尽在掌控之中。奥米克戎在国外出现后，病毒学和疫情防控的专家就已经预料到病毒很快就会传到中国，传到北京。每个人都知道，奥米克戎在西安、河南、天津等地出现后，最后在北京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这种病毒防是防不住的，能做的就是做好当它出现后，快速采取有效可行的防控措施，将它的影响和冲击降到最小。很显然，悄无声息的北京，正在将准备了近一个月的应急预案立即用到现实中。

我们承认学者的看法，病毒是杀不死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与这些病毒共存。但是共存的方式不一样：以西方欧美为主的国家，采取的是放任不管、群体免疫的方式；中国则采取的是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反应的不仅仅是两种制度的差异，更多的是两种文化或者文明圈的差异。这个比较我在以前的文章《赵建：为什么儒家文明圈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的更好一些》有过详尽的说明。

无论哪种方式，都有利有弊。群体免疫的本质是采取“去中心化”的方式，是一种以分布式的社会、家庭和个体资源为主的抗疫模式，可以说国家的成本较低，不需要消耗太多的公共资源，可以打持久战，但要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说到底就是靠个人的免疫体系，当然政府等公共部门会在经济补助、卫生医疗等方面提供支持，但抗疫的前线是在社会个体，而非政府部门。中国则不同，采取的是集中管控、动态清零的以政府部门为主的“中心化”方式，这种方式下个体牺牲的是“全域空间的自由”，以及随机性、暂时性的经济损失（疫情发生区域内需要线下接触的经济），国家付出的是庞大的医疗和防控资源，获取的则是区域网格化管理下的“局部空间自由”，以及相对良好、稳定的生产环境。疫情以来，中国成为全球物资供应的世界工厂，两年来近10万亿美元的贸易额，就是这种模式的收益。

疫情发生两年来，事实证明中国“动态清零”的模式效果更好一些，当然付出的成本也较大，这也与中国的制度禀赋、治理体系、社会文化与民众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在和平的现代社会里，抗疫不折不扣的是一场战争。中国模式凸显了国家动员资源打一场大战的能力。但是战争也分不同类型、不同阶段。速决战、突击战、遭遇战，与阵地战、歼灭战、防御战等不同，战争初期和战争后期采取的策略也不同。战争的战略布局应该放到整个战争的全过程进行统筹考虑——如果认为这场抗疫战是持久战，在战争的后半阶段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不会被病毒敌人拖垮？

一般认为，抗疫越到后面，“集中化”的动态清零阵地战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终究拖不过“分布式”的群体免疫机动战。而且，如果群体免疫的国家人群自然免疫后，动态清零的中国在全球将会处于一片孤岛之中，早晚也会被病毒包围。回想16世纪欧洲向世界殖民期间，灭绝当地居民的方式除了大炮之外，主要的还是身上的“天花”等病毒。这可以被看作最原始的“生化战”。参阅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然而这是一种静态思维，其前提是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没有发展和进化。实际上，抗疫两年来，中国模式也在不断发展、不断进化，所起到的效果与“群体免疫”的低成本效果越来越相似，但收益却越来越大。最典型的表现是“上海模式”。上海模式的疫情防控越来越快速、越来越精准、越来越从容。比如上海迪斯尼发现疫情，一晚时间迅速做完检测，甚至都不影响观众看烟花表演。再比如上海对风险区域的定位，竟然精准到了某个奶茶店，如果能精准到了这个“颗粒度”，那么就做到可以一边清零、一边与毒并存的近乎全域清零的非疫情状态。当然，西安模式还是一种落后状态，但与两年前相比，在防控效果方面也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社会舆论和自我纠偏，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

战争是经验累积的。中国抗疫两年来，已经在技术、模式、队伍、认知、科研、装备、疫苗、药物等方面，有了巨大的经验积累和进步：

第一，在医疗技术方面，完全与两年前疫情刚爆发时不可同日而语。两年前疫情刚爆发时，当时的医生诊断、急诊治疗和医疗设备等都不知道如何做起，导致死亡率较高。当前来看，在疫苗普及、各地医疗资源升级和治疗经验积累后，除了个别并发症外，基本上没有死亡的病例。

第二，在防控技术方面，数字抗疫技术已经非常完善，可以说拥有世界第一的数字防疫基础设施和终端设备。感染者、密接者和N次密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已经非常精准。可以说，在中国的疫情防控体系里已经构建出了一个“数字孪生世界”，一旦在某个点上发生疫情，就会立即网格化控制住。即使有所传染，也不会大面积的蔓延。从当前爆发的疫情来看，基本上全是外部输入（人和物品），这也说明中国的数字抗疫设施已经处于一个完全可以支持快速实现动态清零的状态。

第三，两年抗疫战争，已经培养出了一批“老兵队伍”，整个社会的自我防护认知和经验也有了较大的提升。除了官方的人员和物资设备，在各个社区和企事业单位还有一部分“民兵”可用，一旦“敌人”出现，各种人财物立即就可以调动起来，实现全面精准的防控。

正是因为这两年来的技术升级、组织进化、认知提升，中国的抗疫模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当“最后的毒王”奥米克戎终于出现在北京进行决战的时候，一切竟然悄无声息、平静从容。这除了显示出北京对这场决战早已准备已久外，还预示着这次大疫情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动态清零的中国模式进入整个战役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