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为智慧城市建设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遇，智慧城市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众多城市、企业纷纷沓至该领域。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普通大众、政府和企业都分别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他们都面临了哪些问题呢？笔者试图从上述三大主体为出发点进行探讨。

大众：智慧城市受益者，但面临隐私风险

行业内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采用信息、通信等高科技技术搜集、整合、分析和应用城市的相关信息，并做出相应的智能响应，涉及领域包括民生、环保、交通、医疗等。基于该定义，我们可知智慧城市的手段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核心是城市信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数据，结果是实现智能响应。而在笔者看来，上述的手段、核心和结果的本质都是为了服务于人，提高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的舒适度和便捷性。

不过，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作为受益者的普通大众，却面临着巨大的隐私风险。在智慧城市较成熟的环境下，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实时监控并上传至数据中心，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调用这些数据至关重要，这需要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完善，否则适得其反。

政府：智慧城市助推者，但束缚较多

据统计，我国超过300个城市相继提出要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其中二级城市占80％以上。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都陆续出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文件进行引导，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也面临了诸多问题。

就顶层设计本身而言，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顶层设计质量有待考量，一方面部分城市对顶层设计的认知不足，仅仅停留在技术本身，缺乏全局观；另一方面很多城市在申报智慧城市试点项目时，未有充裕的时间，因而未对顶层设计思路进行严谨的推导和检验。 二是构建智慧城市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有待考量。因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可行与否主要取决于政府机构一把手，而一旦相关人员有所变动，该设计方案很难延续下去，甚至成为烂尾工程。

从政府体制角度看，智慧城市建设很容易出现各自为战、缺乏联动的现象。各自为战主要体现在政府各机关单位的信息化建设多为自主建设，因而数据标准和接口不统一，虽然可采用相关技术解决该问题，但同时也意味着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另外，政府各机关单位的部分信息处于保密状态，即使可相互共享，但从材料审批到实际落地之间的耗时也相对较长。因此，在短时间内，智慧城市的数据很难在政府各机关单位之间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共享，换而言之，受现有体制及流程限制，智慧城市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摆设。

企业：智慧城市建设者，但盈利模式不清晰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医疗、交通、安防、政府管理等惠及民生的领域，企业作为智慧城市的实际建设者，自然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目前，企业分为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商和智慧城市服务运营商，前者主要指为政府提供一整套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后者主要指智慧城市平台的管理和运营。从企业的角度讲，做任何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智慧城市建设前期成本投入大、周期长，尽管可以借鉴PPP模式，但其盈利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此种情况下，资金雄厚、资源整合能力强的企业更具有优势，因而，智慧城市的市场很大可能是阿里、腾讯等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领域有布局的寡头企业。

大众、政府、企业若相互独立，都有各自的窘境，但三者合理联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智慧城市的三大参与主体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彼此联动的，缺一不可。普通大众的需求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衡量智慧城市建设成功与否的最佳标准；政府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助推者，其出发点为大众，并需合理引导企业；企业是智慧城市的实际建设者，应遵循政府的顶层设计，并切实建设和提供满足大众需求的基础设施及服务。换而言之，如果三大参与主体各自为政，智慧城市只是单纯的技术炫酷，可能会博得一时眼球，但终将昙花一现。因而，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以人为本，政府合理规划与引导，企业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