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奥巴马夫妇投资公司higher ground拍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讲述了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在莱特兄弟的故乡——莫瑞恩地区建立“美国工厂”，并雇请千位蓝领美国员工的故事。在很多人看来，这代表了中国制造的崛起，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胜利。

也许，以“制造业回归”为主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能否成为现实，仍还是一个众说纷纭尚无答案的谜题，但美国东海岸大都市连绵带作为美国最先崛起的地区，其沿革与发展的漫长历程，或许能作为美国城市和产业发展演进的缩影，并给我国在都市圈时代的产业格局提供难得的镜像。如何推进都市圈产业的演化和结构升级，审慎对待制造业的取舍，加强都市圈的协同发展？来看美国发展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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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群之最：

美国东海岸大都市连绵带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大都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以纽约为中心，包括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主要城市，区域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仅占美国总面积的1．5％，但汇聚了约5345万、占美国17％的人口（2015年），2016年GDP达到4万亿美元，占全美GDP的比重超过20％。“波士华”区域的整体城市化水平超过90％以上，是美国经济核心地带和最大商业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对规模在5万以上、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连续区域作为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MSAs）；将双向就业通勤量达到就业人数的15％及以上的相邻核心基础统计区（CBSAs，包括大都市区和小都市区）合并为组合统计区（CSAs）的定义，本文认为组合统计区类似于都市圈的概念，即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以下组合统计区统一按都市圈概念处理。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内部包含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巴尔的摩四个都市圈，从人口规模看均位于全美十大都市圈之列。

图1．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

表1． 美国前十大都市圈人口规模（以组合统计区计）

纽约大都市圈 以2268万人位居全美都市圈之首，而纽约大都市区人口则为2030万，面积为17405平方公里，2017年GDP达到1．72万亿美元。

图2． 纽约都市圈基本情况

波士顿大都市圈 以波士顿市为核心，大都市区面积达到9028公里，人口480万，波士顿组合统计区的人口总数则达到817万人，面积到25126平方公里。

图3． 波士顿都市圈基本情况

费城大都市圈 以费城市为核心，大都市区面积达到11920平方公里，人口609万，组合统计区的人口总数则达到720万人，面积为19000平方公里。

图4． 费城都市圈基本情况

华盛顿－巴尔的摩大都市圈 以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两市为核心，组合统计区总面积达到32712平方公里，人口976万。

图5． 华盛顿－巴尔的摩都市圈基本情况

02

顶端爬升：

城市功能体系和产业结构的不断重组

1、功能互补的城市多中心网状格局

波士华大都市连绵带除华盛顿相对“年轻”一些（1791年建城），主要核心城市基本同步发展并开展竞争（波士顿1630年创建，纽约1664年正式命名，费城建于1681年）。其中波士顿直到1775年，都是美国最兴盛的城市，18世纪后半叶纽约和费城在商业、金融、港口贸易方面并驾齐驱，1790年，纽约以3．3万人的规模名列第二，比费城少9000人。19世纪早期，随着伊利运河和铁路的开通，纽约成为头号商业大埠并持续保持领先优势。

19世纪早期，波士顿、纽约等东部大城市的富有阶层就开始向郊区迁移 ，20世纪20－70年代是郊区化高峰。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零售和服务业也往周边扩展。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在核心城市的辐射和扩展中，形成由纽约、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为核心，以纽瓦克、布里奇波特、安纳波利斯等为次级中心城市，以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及通勤城镇（居住新城）为节点的各等级城市相互交织的城市网络结构。都市连绵带人口大于100万的城市有9个，人口介于50万～100万的城市有29个，这两类城市集聚了区域内65％的人口；人口介于20万～50万的城市有34个，人口小于 20 万的城市有 116 个，这类城市的平均规模有6．4万人。

各类城市功能各异，如核心城市面向全球，是金融、科技、教育和经济中心，对周边城市具有强辐射力，影响和带动周边的产业发展和就业通勤。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基础雄厚，是区域行政、商业和制造业中心，与核心城市的通勤联系较强，受其产业辐射和影响较大。周边卫星城市则主要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外溢影响，形成以产业、商业等为功能的发展中心，通勤城镇则在城市远郊，承担核心城市就业人员的通勤功能。

表2． 波士华都市连绵带城镇空间体系

纽约和波士顿都市圈的城镇体系及重点城市发展如下图所示。

图6． 纽约都市圈城镇体系及重点城市发展

图7． 波士顿都市圈城镇体系及重点城市发展

2、核心城市带动的产业外溢扩张和结构升级

波士华大都市连绵带沿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既直接竞争，又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与区位特点，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层级结构和分工格局：纽约是全球金融中心和专业服务管理控制中心；华盛顿作为美国首都，是政治中心和国防科技研发中心；波士顿是美国的高科技中心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费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重要的教育和经济中心。

图8． 四大都市圈的发展定位及主导产业对比

核心城市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空间地域的不断扩张和外溢转移。如纽约在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美国一大制造中心，产业不断向布鲁克林、皇后区等地扩张。二战后，纽约的产业结构加速调整，郊区化迁移现象突出，呈现制造业向北部哈德逊河谷方向、南部新泽西方向外溢迁移；服务部门包括企业后台管理系统、区域性销售机构和医疗门诊郊区化分化以及公司总部的向外迁移的情形。1970年，世界500强企业有125家总部设在纽约，1975年，已经减少到94家。1955－1980年，外迁行为达到顶峰。IBM、海湾石油、联合碳化物、通用电话、施乐、美国烟草、雀巢等50多家大型公司总部离开纽约。

波士顿的产业也通过铁路延伸，扩散到周边内陆地区，随着郊区化的推进，制造业搬迁到马萨诸塞州的其他周边地区，而波士顿核心区域则成长为金融和商业中心。伴随着波士华重点都市圈核心城市制造业的关闭和迁移以及美国70年代起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逐步衰退，形成以服务和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

3、 辐射向外和轴向分布的高科技产业走廊

虽然制造业衰退迹象明显，但波士华大都市连绵带技术研发和创新方兴未艾，产业地域范围不断扩张，城市之间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密切，沿交通廊道形成若干以高科技产业为集聚特征的发展走廊。

被称为“美国互联网靶心”的华盛顿杜勒斯科技走廊（Dulles Technology Corridor）便是最好的例子。杜勒斯科技走廊从华盛顿市中心到杜勒斯机场，总长约50km，经过Leesburg，劳登县和费尔法克斯，沿途的社区包括Tysons Corner，Reston，Herndon，Sterling和Ashburn等，围绕互联网产业、政务数据及信息安全管理、国防研发等形成产业集群。该区域承担了美国超过50％的互联网流量，并布局了13个根服务器中的2个，域名注册商Network solutions LCC和网络基础设施公司Verisign的总部就在该区域。在产业集聚方面，杜勒斯科技走廊堪称群星璀璨，既包括亚马逊第二总部、黑鸟集团、CACI、Capital one、DLT等科技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产业企业总部，也包括空客、波音、AT＆T、思科、甲骨文等企业的分支机构。

图9． 杜勒斯科技走廊示意图

而波士顿128号公路更是被称为“数字时代的诞生地”，是波士顿市内郊区与周边较不发达的郊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和集聚一批计算机企业，包括阿波罗计算机、DEC、GTE、霍尼韦尔信息系统、雷神、EMC及宝丽来等，在和硅谷的竞争失败后，又依托哈佛、麻省理工等聚集一批生物医疗领域的研发企业，形成在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领域的产业集群。

图10． 波士顿128公路示意图

此外，东海岸大都市连绵带还形成沿哈德逊河谷的“纽约科技谷”、新泽西的生物医药及现代服务产业带、沿长岛市的总部经济及休闲旅游产业带等。

4、多主体联动的区域协调机制

在都市圈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跨行政区的发展问题，如何进行跨行政区的规划和协调成为各国从城市向都市圈迈进过程中的统一问题。美国大都市区治理和协调模式呈现主体多元、机制多样、权利分散、模式众多的特征。

从区域规划上看，美国联邦政府不具备法定规划职权，没有实行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分级编制和审批制度，而是以州立法授权方式赋予地方政府规划权利，且地方的规划权力也相对分散，致使美国整体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跨区规划体系，即使有类似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这样的机构，其发布的历次规划也仅作为政策参考文件，不具备强制力，无法真正实施。

表3． 美国区域规划历程及特征

跨区域合作机构在区域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大都市区域规划机构（MPO）、政府间协议会（COG）等，其中MPO是联邦政府授权和资助的交通决策制定机构，由联邦给予交通建设资金支持，保证地区间交通规划的合作协调。其他区域协调机构还包括纽约港务局、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等。

图11． 东北部大都市连绵带主要大都市区规划组织（MPO）分布

03

发展启示：

发展微中心，优化产业布局

美国大西洋东海岸大都市连绵带已走过相对较长的生命周期，它在金融服务和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发展优势让世界叹服，但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摒弃”制造业的做法又成为当前区域阶层分化的重要根源。福耀进军美国与玻璃产业需要靠近客户的产品特征相关，并不具备普遍代表性，就制造业回流美国而言，被特朗普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建厂计划，是一个更具标本意义的案例：两年过去了，同时在广州开工的代工厂即将实现量产，而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地上，依然只有两栋空荡荡的厂房。对于扛起威斯康星州“制造业大旗”这件事，富士康多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主导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沿着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尾大不掉”，其他工业化国家又“来势汹汹”，“美国工厂”要重现当年辉煌在短期几乎不可能，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他的推特之上。美国中部传统老工业基地尚且难以实现制造业的回流，寸土寸金的东海岸大都市连绵带未来的重点更只能在制造研发领域深入攻克，保持其全球的引领地位。

我国已经进入都市圈经济时代，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逐步呈现连片发展的态势，产业梯度转移和优化升级是我国各都市圈尤其是先发区域正在亲历的阶段。部分传统产业由于国内生产成本上升，逐步向东南亚后发国家转移，进一步成为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隐忧。东海岸甚至整个美国主动去工业化所呈现的问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国都市圈应着力优化城市功能体系，积极发展微中心，坚持相对全产业链的发展体系，创新区域协同合作机制，按照圈层规律进行产业布局优化，在区域产业基础上去谋求技术突破和整体转型升级，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芳、田爽，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发展的经验与启示［J］． 前线， 2018（2）．

2．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

3． 洪文迁，纽约大都市规划百年：新城市化时期的探索与创新［M］．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2

4． Brookings， MetroNation： How U．s． Metropolitan Areas Fuel American Prosperity．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