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压力测试”,想必许多人对“城市”有了新的理解。

无论是被谣言支配时的恐慌心理,疯狂涌进医院造成的医疗资源挤兑,还是过度囤积食物等盲目跟风行为,城市的价值不只是拥有地铁、机场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还有当“黑天鹅”出现时的温柔和温暖。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逐步转向“持久战”的态势下,业界对城市的进化方向俨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我们永远不可能打造一个没有风险的城市,但理应拥有一个能够应对各种危险和长期挑战,并给予市民安全感的城市。

01 探索城市的新常态

新冠疫情就像是一面检验城市治理的镜子,折射了不少城市在危机面前的脆弱性,也为城市治理积攒了新的经验。

比如过去对城市“韧性”的思考常常聚焦在防灾减灾层面:为了应对一场暴雨就能让区域交通陷入瘫痪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遵循海绵城市的理念进行规划;为了避免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少城市的消防网络越来越密……但在新冠疫情流行的一年多时间里,城市治理已然出现了新的常态。

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在通过官方渠道通报每日的疫情状况,在保护确诊病例隐私的前提下,信息披露的颗粒度越来越细,譬如说行动轨迹甚至是逗留场所的坐标数据。正是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化,无形中杜绝了谣言滋生的土壤,市民可以借助官方信息判断自身和周遭的风险状况,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

诸如绿码、测温等防疫举措早已走进城市的毛细血管,相较于一刀切式的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很多低风险地区在极短的时间里复工复产,进入到抗疫和复工并行的轨道。如果说抗疫考验的是城市的“治病”能力,复工复产对应的是城市的“自愈”能力,不少城市已经将不确定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了最小化。

与18年前的非典时期做一个对比的话: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新技术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新手段,数字化、智慧化成了城市进化的新趋势,也赋予了城市居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只是就当下城市治理的理念而言,依然存在一些传统的痼疾。就像不少城市的治理属于结果导向的应对式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亡羊补牢式”的经验上。

河北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漏洞”就是直接的例子。按照过去一年中的防疫经验,城市中的医院门诊被视为防疫的关键,基层诊所成了选择性忽略的一环,以至于有确诊病例在确诊前已经出现发热症状,却多次在当地的某诊所中就诊,最终在防范不当的前提下造成了恶性的群体传染事件。

或许应对式管理在危机出现时并无不妥,迅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继而保证城市的有序运行,可以说是摸索城市治理新方案的必然过程。但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来说,“安全感”的含义绝非是消除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而是将风险扼杀在无形中。

02 大湾区的漂亮答卷

一场席卷全球的“城市保卫战”,不失为验证城市治理方法论的临场考,而粤港澳大湾区趁机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有别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式管理,广东给出的思路是原因导向的预防式治理。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最先被考验的往往是城市的公卫体系,广东值得借鉴的经验恰是对公卫的系统性改造,为“防范于未然”给出了注解。确切的说,广东在公卫体系中进行了两个有预见性的部署:

一是打造区域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

以珠海卫健委联合平安智慧城市打造的珠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为例,全面对接了医院、疾控中心、120急救中心 、核酸检测四大监测渠道,并基于知识库和人工智能技术针对症候群、新冠多点触发上报、药品管理等搭建了七大预警体系,不仅可以精准查询全市的疫情状况,还提升了应急资源的动态跟踪和高效调配能力。

不同于常规性的传染病直报体系,珠海在疫情防控中实现了“先知、先觉、先行”。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珠海市在短时间内出现不少60岁以上的病人,且大多存在发热、白痰、咽喉痛、肺部没有感染的情况,系统将自动与数据库中的症候群进行匹配,迅速判断症候群的可能类别并提前预警。

二是探索建立大湾区城市应急协同机制。

由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风险防控开始呈现出跨域性和连锁性的特征,倘若无法建立城市间的联防联控机制,等同于人为留下了诸多隐患。目前大湾区已经在构建多层次、全链条、立体化的应急协同机制,覆盖了交通口岸检疫、社区基层防控、疫情轨迹追溯、疾病救治保障等环节。

同时大湾区内的“经验共享”也在有序推进。比如深圳市在2019年入选“促进诊所发展”的试点城市后,联合平安智慧城市在福田区启用了社会办医监管平台“医智健”,对辖区内的诊所进行全流程实时在线监管。作为广东省“疫情哨点信息系统”的承建方,平安智慧城市已经将经过验证的“深圳经验”在全省范围内推行。

对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公卫体系可以说是“城市安全感”最基础的构成,也是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最佳触点。大湾区交出的答卷似乎并不复杂,本质上还是延续了智慧城市的逻辑,让科技扮演起积极的角色。

03 智慧城市由浅入深

新冠疫情的防治成绩透视了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执行力,大湾区城市对公卫的改造,则揭示了城市治理的新方向。

正如“十四五”规划中所提到的,“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因为城市的标志不只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还有上下班的交通堵不堵、市区的空气质量好不好、背街小巷的路灯亮不亮……看似琐碎细微的小事,却直接关乎城市的生活品质,左右着城市给人的安全感。

尤其是中国的城镇化还在加速,城市的规模和体量越来越大,城市治理需要逐步告别过去粗犷的模式,需要拿出绣花的功夫推进城市治理。

这大抵也是智慧城市在过去几年中高歌猛进的原因。以城市扩张最快的深圳为例,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仅用了40年的光景,但深圳却巧妙规避了一些大城市病,毕业生在“i深圳”上1秒就能完成落户审批、个体户在家就能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轻微交通事故的定责处理只要5分钟……城市在持续扩张,也变得越来越“善解人意”。

做一个总结的话,珠海、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在抗击新冠疫情时的表现,进一步向外界释放了新的信号: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科技与城市治理的融合正在由浅入深,不仅仅是对交通、政务、污染、医疗等问题的优化,也在加速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并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生机。

比如平安智慧城市在深圳市福田区启动“医智健”的同时,还将“平安智慧医疗眼部OCT筛查系统”引入到了社区诊所,将OCT眼底检查和AI病灶筛查无缝结合,通过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技术进行阅片,不仅提高了检测的准确率,也将医生从琐碎的机械式工作中解放出来,将精力用于服务更多的患者。

再比如平安AskBob医生联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发的鼻咽癌AI风险预测系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预测患者5年内的鼻咽癌病情恶化风险,目前的预测精度已经达到78%,并能进一步分析不同风险患者的治疗水平,为不同风险人群推荐不同的治疗方案,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

城市治理不能缺少温度,而科技正在让城市“暖”起来。无论是城市治理的精细化,还是本着城市“以人为本”的初衷,科技已经是现代化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砖瓦”,也注定是城市智慧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04 写在最后

每年的3月份都是人才流动的高峰,也是不同城市“筑巢引凤”的时刻。

有别于往年的是,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洗礼,人们在选择“栖息地”的时候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交通、房价等硬性标准,城市给人的“安全感”同样是核心的考量因素之一,甚至会直接影响优秀人才的去留。

对于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而言,能否在“城市安全感”的比拼中拿到一手好牌,可能将关乎一座城市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