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赵建教授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题发言整理。有改动和删减。全文14600字。

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活动。 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城市竞争力和城市经济学， 我主要研究 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宏观经济。 但我们又离不开城市这个主要的载体，尤其是中国在发展 过程中，高速的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全球化、货币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 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研判中国经济的未来，如果不去关注中国的城市，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是从中观角度对城市有些研究。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动力就是城市间的竞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是我们能够像经营公司一样去经营城市、建设城市，城市间形成经济增长、投资、服务和其它各方面的竞争，形成你追我赶、赶帮超的局面，共同从中观角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是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城市化的理解，这是中国发展了30年－40年的故事。但时至今日很多事情在发生变化。

第一个是长期的变化，后面我会详细讲，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整个经济、社会、产业都在面临着非常急速的转型阶段，转型面临着旧产能的出清和新产能的再造，这势必会对城市间的竞争，对城市的布局，对城市竞争力的评价产生影响。过去我们评价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可能是看重其人口规模、GDP等总量指标，但未来我们对城市竞争力的认识、评价和价值体系，可能在大转型背景下需要再造，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坐标体系，这就是后发展时代。后面我会用一定时间跟大家详细解释什么叫做“后发展时代”，因为这是非常复杂的概念。

短期之内，在当前对城市产生的重大冲击是新冠大疫情，这个大疫情对于城市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后面我会通过历史跟大家一起分享，城市和瘟疫如影相伴，人类社会进入城邦的状态后，才会发生大瘟疫。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斯巴达、雅典等城市的大瘟疫是比较早的，是改变战争状态或帝国结构的大瘟疫都是发生在城市里面。

欧洲17世纪的黑死病非常可怕，让欧洲减少了20％的人口，欧洲的黑死病也与欧洲早期的城市发展有关系。我们知道欧洲以城市文明为主、城堡文明为主的过程。后面的西班牙流感以及中国在十年前的“非典”，也都是在城市里面发生。同时它推动城市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在城市管理方面、基础卫生的建设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改观，“非典”对城市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

这次大疫情三年了，我们在当下时刻去谈城市竞争力，如果不谈疫情及疫情防控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看当前关于城市的新内涵，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变化，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重新看哪个是好城市，哪个城市令人失望，在这个背景下会作出重新、新的判断。

同时，我们看到疫情带来了很多积极方面的改进，例如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关于建设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的有利条件。最近中央出台了三个政策，三个重大文件都跟城市化有关系。一是关于县域城市化的文件指导，更多是鼓励城市化下沉向县域发展。二是关于财政方面，关于县域财政方面，提高县域财政自给能力的文件。三是关于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文件。因此我们要看到在顶层设计端自上而下，在新时代、后疫情、后发展时代对城市化有个重新的认识。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城市竞争力的主题背景，这个背景是我们在长期后发展时代和短期、当前所处还未结束的后疫情时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中国的城市、城市化及城市竞争力。

我汇报的主要内容之一，首先第一个内容是基于我做的学术研究，这个学术得到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项目的支持。 做学术研究是比较慢的，因为我们要搜集大量的数据、要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才形成一篇文章，这个学术论文发表在CSSCI学术期刊上， 主要是思考疫情与城市的关系。我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即新冠大疫情作为一个外生的冲击，它实际上是一场战争，它是重大的外生冲击，这个重大的外生冲击是如何来影响城市及城市化进程？ 我们把城市构建了一个生产函数和运营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包括了劳动，比如疫情对劳动力健康的损害以及资本、公共资本，比如公共资本是损耗公共财政。

我们认为，在当下它对城市最大的影响是对现代人口聚集，以知识的交流、交互为主的现代化服务业的集聚城市的解构、解聚，让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正常的面对面交流，这种情况下会损失大量的创新、创意的外溢。我们知道人与人的交流有大部分是靠非语言知识，是靠很多默会知识，这是城市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城市提供了人与人之间当面进行交流的机会，这个交流可能是一个表情或者在交流过程中互相的情绪渲染，会迸发出一些创新的火花。另外面对面的交流与线上相比，还会产生深层次的信任。

疫情让我们大量的活动搬到线上，人与人之间不能见面，大量信息的损耗、交流之间的信息损耗、不能产生信任。例如一个合同，必须得见面之后我才会和你签，不可能说在线上、在腾讯会议上交流后就签了合同、就落单，我顶多跟你进行交流。最终我要做出决策，一定要见面。但疫情阻挡了我们的见面，妨碍了现代服务业正常活动，它对城市的影响，尤其是对核心一线城市，以知识资本、高端创意人才为核心集聚在一块儿，对这种城市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会详细分析新冠疫情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可以预判到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未来我们对于一个城市的观感，对城市作为一个品牌的认知，是这次疫情检验出来的。有些城市处置疫情非常高效率，无论是流程还是技术都给人一种特别温暖、特别慰藉的感觉。

一、瘟疫与城市

首先从历史上、从逻辑管理上讨论瘟疫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瘟疫与城市形影相随，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马尔萨斯的一项研究，他是研究人口原理的，他认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人口周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表现形式，人口周期的调整是因为人的增长数量的指数级与资源，主要是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社会的资源的供给的线性之的矛盾，即人口总是会过速增长，当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资源承受不了，人口就会减少。人口的减少之一，除了饥荒，就是瘟疫、战争。

马尔萨斯发现，历史上的瘟疫基本90％都发生在城市。欧洲黑死病期间的英国，城市死亡率是乡村的30倍。这说明在农业时代，在城市里面生活，当遇到瘟疫等重大冲击时是远远不如乡村，我们说“躲避瘟疫、避于野”就是这么个道理。因为乡村里面的空气环境好，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集聚程度都不如城市高。在中世纪的欧洲，其城市的公共服务我认为是远远不够，其卫生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在历史上的问题。

另外，有另外一个学者发现在19世纪早期，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农村人口的寿命也比城市人口的寿命多8－12年，这是非常重大的数据。即在工业化的早期，无论是工厂工作的条件，城市生活的环境或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都导致城市的人口的寿命、健康状态要逊于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的人。这其中瘟疫、传染病又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城市里面人是聚集在一块儿，再加上污水处理、空气污浊等等，如果公共的卫生条件没跟上、配套服务没跟得上，传染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导致即使到了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的阶段，农村人口的寿命仍然比城市人口多活8－12年，这是欧洲的情况。

赫拉利是以色列的网红历史学家，他写了《未来简史》、《人类简史》，他在书中也是这样说“城市一方面是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象征，同时它也是传染病的温床”，这是其原话。传染病的发生，瘟疫的发生对历史上城市的变迁或是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例如19世纪的黑死病就加速欧洲社会的变迁，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加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当然这一块是有些学者的假说，有没有明确的证据？只能从逻辑上来说理。

比如在黑死病期间，欧洲整个人口数量，有些国家减少了20％、有些国家减少30％甚至以上，总体平均人口减少了20％左右。它首先改变了土地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过去人口是过剩的，现在人口减少了20％，那地主或城堡里的庄主想寻找劳动力，要大量的人口劳动力去到其土地上劳动，但找不到，因为黑死病人口大量的死亡，所以他得不断提高价格，同时也提高了农村或佃农的溢价权、劳动者的权利。也间接推动欧洲个人或民主权力诞生、萌芽。这里面有这么个原因在里面，是土地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以前人口过剩时，是拥有土地谁就为王，黑死病导致人口减少，劳动力的重要性凸显。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黑死病期间，越是虔诚天主教的教职人员，越是认真遵守天主教的教条，越是这样的神父、教职人员等等他们感染黑死病死亡的越多，因为他们是坚守在岗位上。当有大量天主教的系统，宗教管理系统的人员、大量高级管理人员的缺失，那不得不换上一批年轻的教职人员，这些年轻的教职人员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新思想、世俗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一个领导岗位换上了年轻人员，他们是更容易接受新思潮，这是不是为欧洲的宗教革命也就是后面的加尔文、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埋了下种子了？不能说这完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学者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论证。宗教改革的发生又为后面欧洲整个宗教体系、王权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才有了后面的工业革命。所以这一切，黑死病、瘟疫作为非常重大的疫情，对欧洲社会、人类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外，我们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觉得城市是现代化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能简单把城市当作物理空间，看作是高楼大厦、看作是钢筋混凝土、看作是宽阔的道路、车水马龙。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和治理体系的再造。

怎么看城市的本质？它是跟农村、跟乡土文明相对比，它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治理体系的再造，它是市民身份的确认，它从乡土文明的血缘关系、家族关系中走进来的时候，在城市里面我们面对更多是陌生人，即血缘、原生的乡土文明的东西变化了，你更多面对的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往往你的邻居都不认识，往往你是以一种新身份在城市里生活。当然，你摆脱了乡土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的传统束缚，你在城市里面享受到了自由，同时你也是孤独的，因为你需要新的社会关系的确认。

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了，尤其上海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你会发现服务型政府的服务非常专业、非常有效率，但当疫情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那么高大上的服务，你只是需要长期生活在这个地方，只是需要社区的简单服务，但这个时候你发现它是缺失的。为什么？因为社会关系没有重构，你没有重新在城市里面找到新的社会关系或重新的市民身份的确认，你处于什么样的社区，从社会人、城市人来说你仍然是孤独的。你的关系不过是同事、老乡、同学等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在疫情防控时用不上。疫情防控需要真实的物理距离。平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孤独是一种自由，你不会有那么多牵绊。但是一旦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是生活在一种社会关系里面的时候，尤其是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寸步难行的。

城市代表了一种文化思潮、集体经济结构的变迁，研究城市经济学家的学者往往是把城市看作是庞大的有机体，就像城市森林一样，一个热带森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物种演化，是随着四季、外部环境的变化，整个森林的生物链、食物链及各种各样的生态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是站在有机的角度去看城市，这是非常重要的。

疫情的发生我觉得对城市是一种深层次解构。我们看到的是它遇到疫情发生后的封控、动态清零，封控措施，小区静态管理、居家办公、地铁、公共交通停运等等这种表面上的。实际上，如果你认识不到它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结构，就很难认识疫情对城市产生的重大冲击，它不仅仅重新定义了物理空间，还重新定义了社会学框架内的城市功能。我们需要的城市是一种服务、是一种功能，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才发现城市的这种服务是多么重要，之前我们仅仅只把城市当作工作、娱乐、生活的空间，这是非常不全面的。

同时，我们看到疫情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国家，例如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更大，因为它产生了动态的冲击，如果城市化只是一味的大量人群的集聚，但疫情却恰恰是在解聚。

这次疫情过程中，病毒对我们的伤害，让我们有大量的人在城市里面感受到伤痛，那他可能要回到老家、回到乡土去。因此看到此次疫情后出现逆城市化的一种现象，即有大量的人愿意回到三四线城市，回去能带来安全感的乡土地方。大城市里面看着很繁华，但如果城市公共服务、功能跟不上，可能就面临着一种个体生存脆弱的问题，是面临外部冲击产生的时候的一种孤独个体无法融入城市的脆弱性。

另外，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是以服务业的集聚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越来越重要。例如创新、创意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接触，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模块支持，即无法通过网上线上表达的知识来形成一种灵感，那么城市化意味着强化这种现代社会关系。但疫情的网格化、非接触的管控是去社会化，让你在网络上，更多是在网络上进行交流，相信我们的论坛在现在这种状态，在腾讯会议的线上状态跟线下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城市需要人际交互，我多次强调的是：非线性的交流抵达“不可知的创新”。大家要知道所有的创新不可能是设计出来的，真正的创新是涌现、是灵感触发的。这个灵感的触发是需要很多人、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或充满激情的创业者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面对面的喝咖啡、互相的头脑风暴突然冒出来的想法。但我们看到，在疫情发生之后，带来了更多是线上化、远程交流，我认为这种创新、创意的活动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会产生大量的误会。

你可以发现，无论是微信交流还是其他的交流方式，如果我看不到你真实的表情，看不到你现在的气场或者其他信号，我很容易发生误解，或者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的表达。数字世界固然是非常便捷、有效率，但我们会带来大量的信息损失。当然我认为元宇宙行业在的崛起，可能会慢慢解决这个问题，它让我们在数字世界的交流更加立体化、更加场景化。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元宇宙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问题不在今天的重要话题之内。

二、疫情与城市化：理论模型

从理论角度，我不详细讲了。一开始也讲了。我们在做学术论文的时候必然要有科学的态度，我们要做得更加细致一些。我做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利用空间经济学的方法，把城市当作一个生产函数，城市的要素只有三个——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

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当疫情发生后，对全要素生产率，即对一个城市的无形资本的无形潜在增长的东西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无形的资本取决于关联度、多样性、网络性，这是城市经济学非常专业的知识模块，关系到如何来认识一个现代城市。

在这里我强调这一块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竞争力是以知识资本、创新资本，以人才集聚为主要，以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例如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它更多是需要人才之间的交流和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资源在这个城市里面是主要的资本，即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别的城市，我们说北方的一些城市，例如丹东等重工业城市，他们是以重工业资本为主的城市，他们的伤害性可能更小，他们防控起来可能更加容易，但是这种更加容易也导致他们防控的时间非常长，带来的伤害非常大。

但我想说的是疫情对于大城市、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防控。例如美国的纽约，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静态管理，一旦进行静态管理整个城市就处于崩溃状态，因为它已经形成非线性的网络，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疫情对于城市的影响，要看这座城市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刚刚说了是有这方面的内容，有些城市只是个产业的城市，主要是围绕产业形成的城市，可以说它是产业的聚集地，它还处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疫情的发生仅仅冲击他的要素，而不会冲击他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阶段是慢慢形成了产业与人口，人的重要性和产业重要性是齐头并进，主要的特征是产业链、产业集聚的形成。在这个阶段疫情对于城市的影响可能是比上一个阶段要大，是产业链的断裂、产业集群的解聚，即让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很难再发挥出来。因为疫情带来的防控和非线下接触的要求，让产业链处于断裂，产业集群处于解聚的状态。

第三阶段是刚刚所说一些非常发达的大城市，例如香港、上海等这种大城市，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结构，再加上其历史长期的积淀，已经进化成非常复杂的生态，这种生态体现出人的重要性，人的价值的重要性，人对于自我权利要求的越来越高，因为这样的城市有大量的人才在里面，有大量的知识资本、创新资本、创意资本在里面，这个时候的冲击是最大，它会让城市处于人际关系的解聚、人力资本的解聚。这个影响非常大，导致城市活力、社区网络、城市治理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这是从理论上的一般框架，疫情与城市化影响的框架。

三、疫情与城市化：历史与现实

这一部分跟大家报告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卫生公共事件的防控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们发现中国的城市化，虽然说这3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并没有非常明显进入城市社会，因为即使到1978年有80％多的人口仍然是农业化人口，我们的城市化只有17．92％，中间还出现非常严重的去城市化，即1959年的城市化是最高的，从1949年－1959年这十年，实际上走过了三十年的过程，这十年发展得是最快，从10．6％到18．41％，但在1959年后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去城市化的状态。这30年我们更多的并不是在做城市化的事情。我们的城市化在这30年，除了前十年外，在计划经济的状态下，在管制状态下，户籍人口的严格属地化管理的状态下，城市化实际上在后20年没有太大的进步。但公共卫生服务方面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有个数据是人均寿命提高了一倍，我们消灭了大部分的传染病，这是30 年来我们非常重要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爆发很大的传染病，而且大部分传染病被治愈了。主要的原因，第一我认为城市化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农村合作医疗比较发达，在前30年我们发展了一种制度——赤脚医生的制度，培养了大量立足于当地、常年从事这项事业的赤脚医生。第三在前30年医疗资源城乡分配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在1965年之后有60％的公共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跟1965年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中国前30年的历史，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这是历史的数据。

在改革开放前30年城市化与公共卫生事件之间基本是这么一个关系：第一城市化停滞不前，第二公共卫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但疫情也没有大爆发，可能是根源于我们没有真正进入城市社会，还是一个乡土社会。

改革开放之后，在人均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基础上，首先前30年把基本的公共传染病消灭掉了，但出现的亚健康和慢性病却很普遍。比较大的一次疫情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但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疫情我们做出了快速的应对。尤其是“非典”，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在那个时代，我们的数字防疫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还不够发达，但我们能够迅速把“非典”解决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成绩。

2003年的疫情“非典”引出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2003年是被称为电子商务的元年，即从2003年开始淘宝、京东电子商务平台迅速崛起，是与之有关系。同时我们看到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它带来了数字化程度的快速加速，我们可以把2020年称为数字化元年、中国的数字化元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常严重的两次疫情，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医疗资源开始向城市配置，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做的课题、学术论文，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用了大量的精力搜集的数据，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即城市化速度跟城市人均的公共资源的投入之间是成负向变动关系，即公共卫生资源的投入相对于快速的城市化，实际是相对滞后的。我们这个阶段的城市化1．0和城市化2．0，城市化1．0主要是以空间的规模扩张为主，而不是功能的深化为主。相信在城市化2．0、3．0，城市竞争力更重要的方面、城市投入的重要方面是向功能的深化、去补短板，30年来的数据我们看到了，这确实存在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一个城市空间的扩张并没有伴随相应的人均公共卫生资源投入的增长，这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的结果。

四、后发展、后疫情时代城市竞争力的重塑

那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首先要看当前中国所处的阶段，一是非常重要、也是当前深有感触的后疫情时代。同时看到更加长期的时代是中国后发展时代，所谓“后发展时代”是中国从发展中经济体变为“非典型发展中国家”的过渡阶段。

经历了40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趋势上来看会慢慢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已经很难再称为发展中国家。 同时，各方面发展得也越来越完善，例如制造业工业门类最齐全，基础设施最完善，整个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我们称为后发展阶段。从罗斯托的“起飞模型”来看，把发展经济体看作是一架飞机，是从准备 酝酿起飞 加油，把飞机能够飞翔的功能完善起来＞ 准备起飞＞ 起飞＞ 飞翔＞ 着陆的阶段，现在我们处于长周期的软着陆阶段，我们称为后发展阶段。

后发展阶段相对高速发展阶段，这是非常复杂、甚至带有非常大的风险。我刚坐了3个多小时，一架飞机处于颠簸的时候，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尤其是降落的时候，有90％的事故是发生在降落的时候，所以软着陆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认识中国当前城市竞争力的新价值评估体系，必须要认识当前中国的新发展阶段，它是从高速度的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着陆。这个“着陆”是非常复杂的，所面临的矛盾和风险非常多。很多国家由于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着陆，最后导致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再也没有很大的发展与提高。

在这个阶段有几个主要的特征。首先投资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社会处于后期，制造业由重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变成制造业、服务业的形态。

当前的后发展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是高速增长到高质量阶段，我们最终完成的状态是，从传统社会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高到达现代社会。这是非常重要，要花一百年以上的一个国家的重大的变迁，在过程中城市化处于核心地位，但由其他“四化”来共同推动的城市化，有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货币化，这是非常复杂的，由于时间关系不详细讲。我们看到推动城市化的“四化”实际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

“全球化”方面，我们面临着重大国际秩序的重构，尤其是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一种浪潮，在这个浪潮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重构。市场化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用市场解决的领域基本越来越少，现在的领域无论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都很难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解决？在过程中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很大波动，这也是一种探索，但在探索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并不容易。

“工业化”也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从重工业、高耗能，在面临“双碳”目标下，我们如何把重工业转化成新兴工业，转变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工业，以轻资产为主的工业，这个过程也非常复杂，我们看到新的工业化、以数字技术为主的工业化浪潮已经起来了。

但重要的问题是，旧产能如何出清，因为旧产能背后就是债务，因此我们还要看到“货币化”，过去我们的货币是靠外汇储备、制造业的实体经济的信贷创造的货币，现在我们看到货币的创造已经不再是由外汇储备＋实体创造、信贷创造货币，过程中面临的巨大赤字货币化或债务货币化的过程，那么这些债务、风险如何进行处理，这完全关系到高质量发展转型。

当前的城市化、当前的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是在这么非常宏大的背景之下、非常复杂的背景下进行再认识，这就需要更多、更清醒认知体来构建其城市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后房产时代。认识当前的城市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后房产时代”。我们知道房地产对城市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甚至我们可以说从感官上，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城市化“摊大饼”，城市扩张的过程就是房地产开发的过程。

但现在面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房地产盛宴的结束，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城市化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物理空间的延展，还有是它对财政的支持。但由于房价过快、过高的增长，房价泡沫出现让财产性收入的财富红利慢慢转变为社会负债，即我们选择一个城市的时候，它房价过高就会拒绝一大部分有理想、有梦想的年轻人。

另外，如此高的房价也导致年轻人结不起婚，没有办法安家立业、没有办法产生归属感。没有归属感的城市，这个城市的竞争力也不会太高。在后房产时代如何治理房价，中国仍然离不开房产地，我们城市化3．0仍然离不开房地产，但我们如何处理好房价过高和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核心的城市，住宅是人力资本的外化的价值，可以房地产代表的是人力资本的资本化，如果说一个人用30年或半生时间或者整个工作年限，每个月拿出按揭的现金流来付房价、房贷时，难道不是说现金通过现实的计算，它就是资本化。房地产的资本代表着人力资本，这是在深圳、在上海，以人才集聚的地方，这是特别典型的表现。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房地产带来的土地财政，通过土地财政来拓展建设、扩张城市的模式在慢慢走向不可持续。首先很多人可能不注意，土地财政在边际上已经是亏钱了，土地开发的支出已经大于土地转让金的收入，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房价太高，拆迁成本太高，房产商在开发土地过程中还要建很多配套措施，例如要建学校等等。

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城市，不仅是要开发一个城市，而且是要如何管理好一座城市，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城市要从建设城市－开发城市到如何管理好城市的转型，这是后房产时代对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影响。

中国当前非常重要的是城际高铁时代，高铁时代的来临看一座城市不仅仅是单独的城市，而是看城市所处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北方一些城市发展不起来，因为它是座孤零零的城市，没有形成都市圈、城市群。核心一线的城市和周围的城市间形成良性互动、资源互动，有各种各样有梯队要素资源来支持它，它不仅是简单对周围资源的虹吸。

例如大量高铁了之后，核心城市拥有更多工作机会，他把周围三四线城市、小县城的人口全吸引到大城市来，不是这样的，它们两者之间是交互的关系，是良性循环的生态关系，这个时候这个城市的竞争力相对单独孤零零城市的发展肯定是更加有竞争力。因此，我们更多要看城市网络延展和交互能力，即资源辐射和相互的加持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要迎接非常重要的时代是数字网络时代。我想强调一点是，这一次的数字防疫基础设施是非常发达了，相信各位都深有感触，无论是个人或机构，整个大数据已经积累了三年，形成了非常重大、重要的数字资产、数据资产。

当然，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个问题相信与数字资产的产权问题和数字资产的运营问题是同等重要，如果没有更好保护个人数字隐私的能力，那么数字资产就是负资产，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不想展开。但我想说的是，疫情三年我们在数字防疫系统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好建设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的机会。

另外风险型社会已经来临，这是后发展时代非常鲜明的特征，这并不是情绪化的判断或负能量的判断，这是客观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从发展－减速－进入后发展时代都会面临风险越来越集聚的状态，这说明你越来越发达了。简单的经济体也没有太多的风险，反而是复杂的经济体，因为社会矛盾、各种利益诉求出现，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社会事件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城市治理、治安问题，这些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城市竞争力，它能否有更专业的队伍、机构、流程、制度来应对风险型社会，这对于城市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方面。

五、总结

什么样的城市更有竞争力？在后发展、后疫情时代，我们看到大趋势是重工业时代到数字和时代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在变迁。

我们评价一个城市要从其空间和规模，我们不能看到它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巍峨的建筑，就觉得这座城市有竞争力。我们更多要看功能，我们可能看到一些二三线城市没有那么豪华的写字楼，但会发现它的服务让人非常温暖。尤其在疫情时代，你出差到这座城市，可能一个问候或高效率的服务，会让你永远铭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就植入人心，这是非常重要，因此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能否体现？那就是民生的服务水平。

第二过去从建设开发城市能力到运营能力、治理能力，能否允许不同的人在城市里面包容性发展，我觉得一座城市的城中村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清除城市的城中村，像深圳就有很多城中村，我认为城中村是缓冲地带，例如你失业了，原来是在非常高大上的单位，有很高的工资，但你失业了，付不起继续在高端小区里生活的水平了，但你可以在城中村作为暂时的缓冲，城中村的生活成本非常低，几百块钱合租间房子，吃得非常便宜，这就是缓冲。如果你把所谓低端的城中村去掉，这对于城市治理来说并不是好处，因为城中村是危机缓冲的地带，这就好像是地球的湿地一样，它是起到缓冲作用。

另外是城市资源的虹吸和反虹吸的能力，尤其进入数字网络时代、城际高铁时代之后，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加剧，如果这座城市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可能就会被其他城市虹吸掉，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否有反虹吸能力？当然我并不主张城市间非良性循环的竞争，我希望通过虹吸和反虹吸的状态形成城市间更好的协同，最后形成与高铁、数字技术带来的更大城市网络崛起，这有利于每个城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数字化程度，我这里强调一点智慧城市、法治城市要同时建设，若只从技术上建设智慧城市，而没有从制度上完善法治城市，“智慧城市”也只是个空架子。

另外城市接口能否更多的对接资源，即招商引资的能力不仅局限于官员，你的接口能否充分对接文化不同的企业家，不同的产业环境，你招商的新项目能否立即在城市落地，能找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特别强调的，在今天的主题里面，当前我们判断一座城市竞争力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强调一点，前面也讲到了，是一座城市能不能更好嵌入都市圈、城市群的能力，而不是单个城市单打独斗的能力，同时在城市群、都市圈与其他城市形成互相支持、互相加持，形成一种生态的关系，那么这个城市就会有更加持久的竞争力。

时间关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

以下为问答环节部分内容：

主持人： 下面请教赵建老师，麦肯锡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版的就业蓝皮书研究发现，近五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中心下沉，有更多毕业生涌向地级市以下的地区，例如回到老家，并且地级市以下的民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是逐步在增强，与此同时，二线城市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加强，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赵建：这可以从后发展时代的背景里面去认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意味着要素向核心、头部城市集中，或者我们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越来越发达，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度非常高，需要在城市里面相互协同，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当前的形势，一是疫情的冲击，二是后发展时代的减速、经济减速会产生另一个效果是就业的下沉。

也意味着过去大量的大学生并不是在二三四线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是他不满意他的工作，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现在一方面短期的影响因素就是疫情，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你去那找工作，这三年的疫情防控影响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今年上海，原来上海是吸纳很多应届毕业生，但上海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交通状态，而3月份到6月份是应届生找工作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无论是面试还是其他，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但它确实错过了，这是短期的原因。

长期的原因，你会发现有很多第三产业、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整顿，房产业、教培业、互联网行业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整顿，这些行业大部分是聚集在大城市里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大企业、头部企业，不仅没有在招人，还在缩减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机会越来越少，这是一种转型的原因。

这个时候，大学生就只能回到三四线城市，我认为甚至很多学生回老家了，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就业，可能先在老家待着，等着疫情结束或者重新确立了方向，互联网的企业或数字经济深化发展后，重新再回到大城市里面。

这个趋势是很难改变的，即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要素还是要向一线城市集中。这可能是暂时的反复，但我国的政策也在鼓励就业的下沉，以更好去支持三四线城市的发展。

主持人：赵建老师，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是都市圈化，还是城市群化？未来20年－50年中国会是北上广深独大，还是说其他二三线城市会加速发展形成多个城市群？目前看来他们独大的几率会更大一些，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否有可能被其他的城市所取代？如果有的话，哪个一线城市会被取代掉呢？

赵建：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离不开整个时代的背景，城市化只是中国“五化”之一，后面是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货币化。非常重要的、影响非常大的是工业化、全球化。“全球化”导致沿海城市的崛起，谁能够接口全球市场，这个城市就会迅速崛起。“工业化”需要抓住不同的工业化主体。在过程中，看到我们工业化由过去的重工业、以北方为主的重工业转到工业服务业，以数字科技创新创意为主的产业，我们会看到一些新兴城市的崛起，例如杭州作为新的“互联网之都”，我认为是不可限量的，是最近几年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深圳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像华为等等这一系列先进的企业家集聚的地方，这些城市都在崛起，这跟时代发展是相伴随的。

随着高铁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网络这两个基础设施的崛起，它丰富了城市的外延和扩张的便利性，即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可能比都市圈空间会更加扩展，我觉得这是离不开的，这会围绕着大城市，因为大城市会产生外溢，无论要素外溢，还是知识的外溢或各种资源的外溢，它会慢慢外溢成都市圈，尤其城际高铁之间的发展。我觉得将来城市群非常重要的，因为传统的大城市，像传统的北上广深，尤其是北上广这三个大城市是有发展瓶颈的。

我们看到北京最近刚刚开了会议，说北京是唯一一个减速发展，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十几，他们把人口减少了14％作为发展业绩，就可以看到中央对于大城市发展的态度。大城市这是有这种趋势在，只要数字化、服务业占主导，大城市一定是集聚的，比如日本的东京和韩国，都是这种情况。但大城市病也会出现，大城市病加上大城市的规模效应，他们之间的权衡，我认为传统的这三大城市（北上广），是要处于均衡，是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后面的空间已经很难了。

伴随着两种可能：一是围绕着大城市的扩张、都市圈的扩张，像长三角和大湾区；第二个扩张是大量的资源开始向新兴的大城市，以杭州、苏州长江经济带为主；第三会不会有新城市？我觉得有一些新城市因为资源的摆布，尤其疫情之后，随着发展的主题发生变化，有些资源集聚在大城市里面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发展二三线城市，让他们慢慢崛起，在这些二三线城市城市里面的省会城市，现在全国都在做强省会的战略，省会城市非常重要，它可以更加好动用全省资源来发展一个城市。

主持人：中国一线城市是否有可能被其他城市取代，如果有的话，您觉得哪个会被拉下来？

赵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不能说拉下来，当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例如代表新数字技术的杭州等城市，但我们也看到国家政策对数字资本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杭州可能也面临着政策发展瓶颈，我们的数字平台、数字资本，平台资本，它从以流量为主的高速扩张阶段、直播经济、网红经济现在都在处于停滞状态。广州的直播产业非常发达，但我们面临了政策瓶颈，政策瓶颈可能需要2－3 年的规范期后才会有个更好的发展，这个更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无序的发展。这些城市会重新迎头赶上。

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布局情况下，我觉得西南部的城市，比如成渝双经济带、双城经济圈，我觉得可能有崛起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西南部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安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城市如何反脆弱，与个人一样是个大课题。

       原文标题 : 赵建：大疫三年，乡关何处——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城市与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