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11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71篇原创文章

中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体制，这种二元体制前期可以较好的动员廉价要素资源促进生产和供给，通过在体制外引入激烈的市场竞争压低消费品价格，较大程度的减少通胀压力，因此具有产能过剩和“通缩倾向”。

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大量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缺乏中长期的库存投资和资本支出，体制内因为收支压力将垄断价格提高、债务过度膨胀及其货币化，二元结构体制形成的总供需关系将反转，从“通缩倾向”转向“通胀倾向”。这种二元结构下的经济周期往往也会在通缩之后会形成持续的通胀。

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挤入非生产性活动占主导的体制内，越来越多的体制内退休人员拿着比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年轻人更多的养老金，那么整个经济的通胀倾向一定会越来越明显。说到底就是白拿钱的食利阶层越来越多，干活出力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劳动阶层越来越少，物价肯定会不断的上涨寻找再平衡。

不理解这种二元结构体制，就无法理解中国式的通缩和通胀。因为体制内外，有不同的运行模式。体制内缺乏竞争，人员铁饭碗，债务软约束，即使出现较大的周期波动，也能稳定住总需求，因为国企和政府不会轻易裁员，退休养老金不能断发。体制外竞争激烈，人员流动大，民营企业家按照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借助体制外的要素成本优势保障总供给。一个稳定总需求，一个稳定总供给，这种二元结构面对周期波动具有较大的韧性。

在当下的中国，必须用结构化的思维来理解总量问题。中国的通缩与通胀就是这样的问题，它们的表现是总量层面的，根源却要从结构上去寻找。这可能是我最近引发的新一轮“缩胀之辩”的根本原因：对方用总量的思维来反驳我从结构主义理解的通胀。我在以前的报告《赵建：通胀与通缩的政治经济学》中已经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出，中国当前的二元经济结构，更耐受一定程度的通缩而非通胀，因为大量具有工资刚性的体制内及其退休人员，对通胀是更加厌恶的，而这些人一般都掌握着政策的主导权。

当然，教科书和他国的案例，通胀都是总量意义上的。教科书上理解通胀的基准，MV=PY，货币方程式，是个典型的总量方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是高度线性近似后的方程。涉及的变量就四个，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物价水平与产出。物价水平就是由货币量（总需求）、产出、货币流通速度来决定。这里面没有结构上的东西。

然而如果通胀的机理这么简单，那宏观经济学就基本上不用学了，政策的制定也不用那么复杂了，投资也变成傻瓜式了。事实上，通胀问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问题，它联结着经济和政治，社会和政府。在可以“无锚印钞”的现代货币体系里，通胀尤其是程度较高的通胀，是对印钞者最后的约束——因为通胀会引起普遍的社会不满，影响基本的社会问题和治理基础。

但需要澄清一点，通胀的确就是个总量问题，它的定义和表现都是总量层面的，也就是“持续的普遍的价格上涨”，少数商品价格的暂时上涨不能称其为通胀。因此，弗里德曼说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也没有对错之分，因为他不是在提出论断，而是在为通胀下定义。通胀的确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不理解货币也就很难理解通胀。

而在现代经济体系里，货币又是最难理解的。套用量子力学界的说法，“当有人说他理解货币了的时候，那他肯定还不理解”。货币跟量子一样，具有多重“波粒二重性”——它既是交易媒介，又是储藏手段；既是资产，又是负债；既是价值符号，又是实在财富，既可以实际赚取，又可以凭空创造......

货币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取决于当时的状态。在雷曼时刻，股市熔断时刻，极度恐慌的时间，现金为王，现金是“最后的稻草”，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易媒介的流动性瞬间消失，货币只剩下价值贮藏的安全功能；同样，在比特币和黄金价格狂飙万人抢购的极度狂热时间，货币又变成了垃圾，特别是大通胀恶性通胀的时间，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基本消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疫情刚发生的2020年，货币从“救命的稻草”到“烫手的山芋”，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多重嵌套的二元结构经济体，因此理解通货膨胀，理解货币，必须从二元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我们看后苏联时代的胀与缩，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重工业和军工品严重过剩，价格长期低迷，另一方面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消费品又严重短缺，价格长期高昂。这意味着后苏联时代是长期通胀的，因为通胀衡量的是消费品价格，是民生，而非国计。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之前，以计划经济为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市场经济，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排队经济，由于消费品主要是配给制，价格无法反映供求关系，所以一直是“抑制型通胀”。因此，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都发生了大型通胀来反映被抑制的计划经济短缺，严重的时候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苏联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了四十多年，实际上还是二元结构的主线，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通过政府和国企来集中力量动员社会化大生产，投资的虽然不是战备时期的重工业，但也是代表“国计”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是市场经济，利用市场机制最大化的动员民间的资源和要素，通过“搞钱”的激励让每一个普通人从过去大锅饭的躺平状态出来努力创业和工作。市场经济领域一般覆盖的都是终端消费品，是通胀指数CPI篮子里的商品和服务，是关系到“民生”的日常商品和服务。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占决定性地位，二元结构已经不是计划和市场的二元，而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二元，两者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生产资料（中间品）与消费品（包括服务）。民营经济参与的领域因为没有垄断是带有通缩体质的，盲目竞争让过多的资源涌入有毛利率的行业和领域，去争夺有限的需求和利润，比如家电，手机，汽车等消费品耐用品行业，它们的价格一般反映在CPI里。

国有经济一般是垄断行业，而且很多时候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导向生产，承担着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国家战略任务。在行业定位上一般集中在产业上游，距离消费终端品较远，带来的往往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产出的周期波动，价格一般反映在PPI里。长期以来，中国的CPI和PPI存在着显著的剪刀差，反映的恰是中国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参阅《赵建：CPI-PPI剪刀差背后的结构性危机》。

国有经济垄断着上游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资源要素，这些也是距离终端消费品也就是CPI篮子物品较远的领域。每次经济周期下行，为了稳增长的目的，地方政府开始启动大投资，所拉的需求都是先从这个领域开始，因此生产资料价格（PPI）率先上涨，国企利润率先改善。但由于前期的产能过剩问题，PPI价格的走势只能先是二阶见底，小幅上涨。此时，生产资料和大投资领域的工资和利润却快速上升，该领域的工人和企业家的消费需求立即改善。但由于终端消费品的生产供给并没有立即提升，因此价格会改善的比较明显。这是因为消费品领域的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不可能长期积累着过剩的库存和债务，所以当生产资料领域的收入改善而需求提高的时候，消费品价格上涨的会比生产资料明显。

之后随着生产资料和投资品领域的需求改善，PPI也会随之明显上涨。事实上，随着大投资的启动，PPI的波动会比较大，上涨的也会比较迅猛。为什么？因为生产资料领域都是高杠杆企业，经营杠杆（固定资产占比较高）和财务杠杆都较高，一旦这个领域出现需求，肯定会加倍的生产。在这个过程，PPI虽然是后涨的，但是涨的幅度会比较高。最终，加上消费品需求也在上升，整个经济进入了CPI与PPT齐涨的共振繁荣期。

次贷危机后，PPI相对CPI波动明显变大，代表着二元结构的供需关系

回头来看，在这整个过程中，房地产是弥合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载体——既具有投资品的属性（体制内，土地转让金收入），又具有消费品的属性（体制外，核心耐用品、不动产），一个非常理想的既关系到“国计”又关系到“民生”的行业。可惜，由于一开始长效机制没有建立，只能出了问题后不破不立了。

作为“破”的“三条红线”前的十几年的逻辑是，地方政府负责大基建，房地产开发商负责建房子，银行负责弥补买房者的预算缺口。通过房子，这个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而且是超级耐用消费品，将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距离拉进，国有经济（地方政府）也可以在距离终端消费品最近的地方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投资，因此可以获得最快的回款和周转。房地产开发商虽然很大部分是民企，但是其上游还是被国企垄断，也就是占房子成本一半的土地，完全是地方政府垄断。正是房地产，这个迂回生产程度最低的部类，带来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需求的两旺，成为不折不扣的“周期之母”。

所以过去助推通胀周期的，都是强劲的房地产周期。与之伴随的是消费需求的提高以及民营经济的繁荣。然而由于房地产最重要的上游原材料——土地，一直被地方政府垄断，造成了房地产价格定价过高。而房地产过高的价格里面，其实包含着的是稀缺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可以说，不是房价过高，而是这些被地方政府垄断的公共服务价格太高。房价这么高，没人负担的起怎么办？地方政府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银行提供贷款，二是拆迁，棚改货币化，向社会撒钱。这些都大幅刺激了当时的短期需求，带来了CPI与PPI齐胀。

信贷的加入形成了漫长的债务周期。随着供给侧改革，金融严监管，地方债务滚雪球，债务的二元结构和分化变得愈加明显。由于民营经济的债务具有自我约束，因为必须要还，再加上同样作为国有企业的银行的体制歧视，信用资源也一窝蜂的向国有经济和地方政府等体制内集中。国有经济拿到“过剩”的信贷后，会进行各种项目的大投资，而且是距离终端消费品较远的上游环节投资。地方政府更是如此，投资了大量的很难或者根本无法产生终端消费品的项目，比如修的一些人烟稀少的公路，地铁，甚至是根本无法终端消费的鬼城和形象工程。

也恰是因为缺乏利润和债务的硬约束，也就是“赚不赚钱无所谓，还不还上钱也无所谓”，国企和地方政府往往偏好投资于“迂回程度”较高的，距离终端消费品较远的项目。“迂回程度”高的大投资会引发通胀，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在一个资本品与消费品两部类供需模型中很容易证明——正如明斯基所做的。所谓“迂回程度”来自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的概念，是中间品转化为最终消费品所需要的环节长度和时间。如果迂回投资无法形成终端消费品，但是钱又通过大投资领域花了出去形成需求，那最终肯定需要通过商品市场的价格上涨来形成新的均衡。此时将会发生或缓或急的通胀。

然而，当体制内主导的大投资终止的时候，一个比较严重的通缩周期就开始启动了。此时PPI会快速回落，同比增长开始转正为负。同时也会因为压缩人工成本和利息成本进行降薪裁员和停止借贷。由于债务过高，一个相反的“债务通缩”阶段便开始了。巴斯巴德说，萧条是对浪费性投资的一次惩罚。这个论断可以非常恰当的用在国企和地方政府身上。因为它们的投资距离终端消费品比较远，缺乏利润和债务约束，很多投资其实就是浪费。这些无效投资当然在当年可以带来总需求的提高，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由于这些投资的项目没有在价值链上形成终端的消费品，因此也就没有形成足够的现金流入，按照债务预算的硬约束，就应该破产清算，将建立在这个项目上的债务性货币“回收”，以免形成额外的总需求——这也是所谓的“货币超发”。此时，大通缩将是难免的。

然而，如果这些投资和债务的主体都是国企和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利润和债务约束，它们并不会破产，而是会资产和债务重组，主要的路径基本都是用中央的债务来置换和兜底。而中央的债务最后也注定是由央行买单，虽然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对银行再贷款形成的准备金，但这的确就是一个货币化过程——法币不就也是一个永续的可以作为交易媒介的国家债务吗？当国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被中央置换和兜底后，不也就成为永续的了吗？

这意味着，体制内债务的货币化将导致市场无法出清，体制内的需求并不会因为市场硬约束而消灭掉，这些最终会在商品市场上累积成不健康的需求压力。与此同时，由于严酷的通缩周期内，大量的没有国家兜底和保障的民营企业破产，如果再加上营商环境恶化，大量的民企和外资撤离，不再进行有利于保障供给的资本支出，那么虽然短期内表现得是由于企业撤离而裁员导致得需求不足，形成通缩得力量。但在可见得长期内，伤害得还是供给。

此时，我们的脑海中应该有一个二元结构图景：体制内依靠货币化“吃白食”的人越来越多，比如体制内的退休人员拿着比体制外高得多的养老金，在职人员拿着抗周期的稳定收入，他们的债务没有被清算而是被国家通过货币化的手段兜底，这些都会消耗巨大的财政资金，而这些财政资金主要是靠发行债务来解决。这些债务谁来买呢？虽然交易方是商业银行，但商业银行的钱还是靠央行的再贷款。这就是比较曲折和隐蔽的一个货币化过程。

而在体制外，劳动力人口萎缩，躺平文化泛滥，民营企业家和新一代劳动力都不再具有昂扬的斗志，总供给曲线本身就是收缩的。再加上各种结构性问题，比如去全球化，输入型通胀压力不断增大，在成本推升的情况下，通胀也就是商品价格上涨并不能较显著的抬升利润，因此菲利普斯曲线失效，通胀不能形成刺激企业家生产来保障供给的信号。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将是比较严重的滞胀。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这种二元结构产生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开明时代，在体制内外都充满信心，大家互相信任的时代，这种二元结构既可以稳定总需求，不至于发生严重的通缩和萧条；又可以稳定总供给，中国的企业家和劳动人民可以消灭所有的需求缺口，因此表现出了比较高的韧性，保证中国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当下的环境里，这种二元结构体现的不公平等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比如养老金双轨制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矛盾最终体现在缩和胀上，很可能就是进入“滞胀”状态，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直到真正的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发生。

       原文标题 : 赵建：从二元结构理解中国的“缩与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