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22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81篇原创文章。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受到通胀困扰的美国应该需要中国的产能输入以进行对冲。然而耶伦在访华的时候却谴责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似乎有点解释不过去。

我在上一篇文章（《赵建：中国与世界——大背离与再平衡》）里已经讲过，如果全球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就根本不该存在一个国家通胀，另一个国家通缩的不平衡现象。如果产生了这样的背离，那一定是存在着根本的制度性障碍。很显然，加征关税，贸易制裁，脱钩断链，地缘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等等，都是这样的制度性障碍。

现在存在的一个巨大背离是，美国作为最大的商业帝国，第一消费大国，其需求是由全球满足的，依靠美元可以在全世界买买买，但却企图靠国内或友岸的产能来满足，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国家采取贸易战。而中国则相反，作为最大的世界工厂，第一生产大国，其产能是为全球准备的，但因为贸易战的原因不得不内部消化，形成巨大的产能过剩。回想过去在蜜月期的时候，第一生产大国与第一消费大国恰好可以互补，共同构建了基于中美经济大循环的全球总供需曲线，保证了世界近四十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期”。

然而，这个循环系统却要付出失衡的代价，即美国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双重赤字。前者是长期贸易逆差的累积，后者则是美国产业资本的外移。跨国公司为了低成本和低税率到中国等新兴国家投资办厂，造成了美国本土的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聚集区域锈迹斑斑，形成了凄凉的“铁锈地带”。这种经济失衡的现象，导致了蓝领阶层的极度不满，这种不满转化成政治愤懑和用手投票（选举），通过政治矛盾反噬到美国的贸易政策，乃至掀起了一轮去全球化浪潮。右翼思潮的兴起与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的问题则在于，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生产制造体系已经非常发达，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门类体系和最庞大的基础设施，已经具备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但遗憾的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通过分配侧和治理体系的改革形成消费型社会，导致庞大的产出还继续依赖全球市场，特别是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的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从2018年开始，中国就致力于再造内循环体系，但是主要还是依靠房地产和地方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短期需求，产生了房价泡沫和地方债务过度膨胀等副作用。

而“三条红线”对土地债务的绞杀推倒了信用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债务—通缩。内循环的核心动力熄火，单纯依靠消费一时半会又根本顶不上——消费多少快消品和低值易耗品才能抵得上一件诸如汽车家电这样的耐用品和房地产这样的不动产？文旅等新型消费也只是“赚吆喝”，弥补不了房地产和地方基建熄火带来的庞大的总量问题。于是，当内循环的消费和投资都出现收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在边际和周期上又得高度依赖外循环。

这就产生了，由于房地产和地方基建投资熄火，也就是内需萎缩造成的冗余产能一股脑涌入外需，在国际上对其它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内卷效应（被海外指责的倾销）。无论是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新三样”，还是被国内产能卷到白菜价的芯片，对全球商品市场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让旨在再工业化的美国感到极度不适。美国政府基于选票政治和供应链安全，考虑的不是如何管理通胀的需求侧，而是如何提高本国就业和供应链稳定的供给侧。这是耶伦谴责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意识形态问题比国内通胀更加重要。实际上，这只是美国漫长的对华贸易战的一部分。

当然，大国自信来自于兼听则明。中国也应该重视产能过剩带来的危害和风险，反思总是周期性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产能过剩意味着生产能力强大，这源自于中国四十多年积累的工业资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经营杠杆。学过财务知识的都应该知道，经营杠杆是固定资产比重大形成的杠杆效应，也就是大工业生产体系带来的规模效应——边际成本的不断降低。比如为什么电动车和芯片越来越便宜，就是因为生产电动车和芯片的固定资产投入运营后，多生产一辆车和一块芯片的边际成本非常低，也就是生产的越多越赚便宜，这是工业品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原因。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失落后迫切寻找新的税基和债基（债务抵押品和信用来源），加上对项目收益率有严格要求的专项债，让地方政府及一些国企也参与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产能大跃进中，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超预期回暖，细究其原因，除了外需超预期改善外，以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的在上游端的补产能和补库存也是一个原因。在下游没有明显的改善下，只在上游扩大产能，无疑是投资上的庞氏骗局，很可能会在下半年形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

同时，这种集中动员的大工业体系忽略了一点：这样批量生产的消费周期长达数年十几年的耐用品、工业品能一直卖给谁？！因此需求侧的长期疲弱才是根本问题，才是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还是要围绕着民生和老百姓的具体利益，建立现代化的消费型社会，让老百姓富起来，让民营企业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才能放心的消费和投资，才能在供给需求之间形成均衡的循环。耶伦作为一个局外人，也提到了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她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并不是像谴责中国产能过剩那样没有道理。这几天布林肯又访华，中美关系的共同点正在重新达成共识。其中，以人民福祉和民生为中心，应该是最主要的共同点之一。站在更高的格局，也只有重构基于平等自由的全球化经贸秩序，重构中美经济大循环，美国才能走出通胀，中国才能走出通缩。

       原文标题 : 赵建：美国大通胀，为何还指摘中国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