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拖拉机逆袭记。

文丨华商韬略 吴 锐

1957年1月31日，鸭绿江边的一个小工厂，解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桩心愿：造出中国拖拉机。

项目的起源，来自几位工人师傅的热情。用的是逆向设计＋手工作业的方式。原型车，是匈牙利进口的GS35单缸二冲程拖拉机，拆出1000多个零件，逐个测绘，再还原成图纸。

因为没有滚齿和插齿机，所以齿轮的加工，是靠铣床和锉刀干出来的。因为没有热处理设备，所以零件的渗碳，要靠牛骨和木炭烤。机身是工人们自己钣的，喷漆是用刷子刷的，总装车间就在院子里，结构简单耗资颇微：一个苇棚。

这台“鸭绿江一号”轮式拖拉机下线当天，在厂区里走了一圈，车身颤抖，砰砰作响，前面冒烟，后面扬土。来参观的当地领导看了哈哈大笑，然后甩下一句话：太土。

但命运的转机，总会在绝处到来。一年后，“鸭绿江一号”迎来了第二批参观者——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和机械局局长。

中央干部显然水平更高，格局更大，敏锐地意识到政治意义不简单。于是，“鸭绿江一号”得到了一个机会——参加五一劳动节的游行车队。

两天后，一篇“破除迷信、自力更生”的主题报告，被送到了计委负责人李富春手边。四天后，它出现在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很高兴，大笔一挥，给这篇900字的报告，写了300多字的批语，其中有十二个字最著名，也最醒目：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01】

身为伟大的政治人物，毛主席从不随便题词。

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向雷锋同志学习”，到“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老人家每一次题词，不是有深刻背景，就是有重大意义。

这一次的批示，同样包含了老人家的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要激励中国的拖拉机制造业，抓紧自立自强。

1949年，中央政府盘点了一下全国还能跑的拖拉机——117台，差不多能满足一个县的春耕需要。

当时正值百废待兴，条条战线都需要钱。但中央还是咬牙掏了四个多亿，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优先供给东北局下属的国营农场，日后一元人民币图案上的女拖拉机手梁军，正是在这段岁月中脱颖而出。

在新疆，具有延安大生产经验的王震同志，为农业机械化到处奔走，最后从苏联买了一批斯大林S－80拖拉机，两年后，新疆屯垦部队的机耕面积就达到了160万亩。

但只靠买，解决不了问题。相对于广袤的耕地面积，满足中国的拖拉机供应，只有自造一条路可走。

在当时的中国，造拖拉机有一个首当其冲的困难：没有工业基础。

造拖拉机，是个体系工程。包括了机械设计、制造工艺、质量检验一整套流程，还有针对不同工况的产品改型和改良，还需要铸造、冶金的配套。苏联在20年代末建设拖拉机工业时，得到了美国企业的全力相助——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连第一批设备都是直接从美国拖拉机厂里拆运组装的。

所以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最高指示就传到了计委：要借助苏联援助，设计建设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

它被列入了著名的“156项工程”，一机部下属的汽车工业管理局，在1953年2月就成立了新厂筹备处，专门为新厂考察选址。日后成为共产党员楷模的焦裕禄同志，当时还在机械系统工作，也是筹备处的一员。

这一年的12月，筹备处已经跑了100多个城市和村镇，从哈尔滨、石家庄，到西安、郑州、洛阳，都希望把这个大厂留在当地，各地领导抢项目的劲头，和今天争夺特斯拉和苹果建厂没什么区别。

最后，还是毛主席用他独有的幽默拍了板：“洛阳九个朝代的皇帝都住了，还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

批建的是毛主席，督办的是李富春，执行的是一机部从全国机械系统抽调的骨干、河南省选拔的职工。整个项目，中央咬牙拿出了1．5亿元。工地现场条件艰苦，挖地基时天降暴雪，干部带头跳进三米深的沟，站在稀泥里一锹一镐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把拖拉机造出来，光有奉献精神还不够。从1953年立项筹建，到1958年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从地形测绘、地质钻探，到产线设计、产品图纸，苏联专家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差距和空白，甚至在基础工艺操作上同样存在。有一次，在锻造现场，苏联专家普罗哈连科旁观了一会，从中国工人手里接过工具，夹起棒料扔进锻模，脚一踩蹬板，几锤就锻打出一个合格的锻件，检测之后，精度分毫不差。

这种“扫地僧”式的操作，让中国工人敬佩之余，又倍受刺激。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事无巨细依赖于苏联的指导，连定型产品，都是苏联DT－54拖拉机的仿制品。不把整套技术尽快掌握，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旦苏联撤走这根支柱，中国对拖拉机工业的投入和期望，都将回归泡影。

作为和苏联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政治家，毛主席对这样的风险洞若观火，也不得不防。1958年，中苏关系其实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窗口。老人家对于摆脱苏联影子，尽早自力更生的期望，几乎迫不及待。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在一拖的产品下线之前，他亲自对工厂做出指示：“拖拉机型号的名称不可用洋字。”

所以我们自然也能够理解，在1958年5月那个特定的时间，“鸭绿江一号”的横空出世，几乎令老人家喜出望外，以至于他毫不吝惜笔墨，对工人师傅的行动表示极度的赞许。

在这种动力的鼓舞下，一拖的建设与生产进入高潮。1958年6月20日，铸铁车间冲天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7月8日，生产出第一台燃油泵，7月13日，生产出第一台柴油发动机，7月20日，新中国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正式下线。

为了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这台54型履带拖拉机先后取了几十个名字，最后还是厂办主任从工人俱乐部的合唱里得到灵感，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

【02】

比起卫星事业，计划经济年代的拖拉机工业，虽然也包含了“创第一、展红旗”的政治象征，但它的实用性却始终被置于首位。

从1958年到1966年，一拖一共生产了53903台东方红54型履带拖拉机。

作为一款标准的农耕拖拉机，54型有出色的牵引性能，全地况的通过能力，以及低廉的使用、维护成本。它赢得了机手和农民的一致赞许，在数不清的诗歌、散文甚至农村歌谣里，它都被记载传颂。

在东北、新疆、内蒙古、甘肃的田野上，红色涂装的“东方红54”随处可见，完成了全国机耕地60％以上的耕作任务。随后，一拖推出了更先进的“东方红75”，但凭借4000小时的大修间隔设计，直到80年代，仍然有“东方红54”在田间服役。

东方红系列贡献甚伟，服役日久，在“自力更生”的潮流下，它的国产化，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扶助。但一个糟糕的现实是：作为一款定性于40年代末的拖拉机，它实在太老了，已经严重落后于代际。

这一点，广大农民和机手无从知晓，因为苏系拖拉机，已经是能见到的最好设备。机械战线上的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他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同样极其有限。

1978年，中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带队的是副总理谷牧，团员是20多名主管经济的高级干部。临行才发现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只去过苏联和东欧，另一个是外交部配的翻译。在国外，从在玻璃门上撞碎眼镜，到“冰激凌太凉，热一下再吃”，笑话不断。

高干尚且如此，一般群众可想而知。所以当1978年改革潮起，窗口乍开，来自西方世界的拖拉机，着实让见惯了“红色铁牛”的中国人大吃一惊。

这一年的10月，为了学习技术、规划发展，北京办了一届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正处在经济滞胀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闻风而动，美国的约翰迪尔、意大利的菲亚特、日本的久保田、加拿大的沃瑟泰尔、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道依茨法尔……十二个国家带着自己最好的产品齐聚北京。

一露面，农机老师傅们就瞪圆了眼睛：这是拖拉机？

震撼，是理所应当的。农机手第一次见到了有空调和加热器的拖拉机，第一次体验到了静液压传动装置强大的变速和扭矩调整功能，第一次体会到了六缸发动机的平稳表现和强大动力。

展会一结束，725台农机，被留下了500多台。

在黑龙江，友谊农场进口了7台约翰迪尔大马力拖拉机，黑龙江农场总局副局长赵清景同志和农业打了半辈子交道，看完拖拉机作业后只说了一句：“我们的农机比人家落后了半个世纪。”

发出感慨的不只是基层干部。1983年，小平同志到了黑龙江，先是看了约翰迪尔8820、7700联合收割机的拾禾，又看了约翰迪尔4440拖拉机耕翻、松土。

小平同志年轻时出过洋，70年代在江西拖拉机厂劳过动，称得上见过大世面的内行，看完表演后，老人家保持了一贯的“人狠话不多”风格——只用微笑表示了态度。

在微笑的外表下，邓大人的行动却毫不迟疑。

1983年，农业机械部全面组织：由沈阳拖拉机厂、天津拖拉机厂负责引进美国约翰迪尔的拖拉机底盘技术；由一拖和上海拖拉机厂负责引进菲亚特的轮式拖拉机生产技术；由山东拖拉机厂负责引进德国道依茨法尔的拖拉机生产技术……一场鲤鱼跳龙门式的技术闯关运动拉开了帷幕。

中央对这一轮合作格外重视，这些项目里，基本采取了机械工业部亲自牵头，地方配合，企业实施的模式，各院所单位也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讲，“中国人要飞跃两代。”

这轮技术闯关开头轰轰烈烈，但结果却很出人意外——只搞了几年，就被小平同志叫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