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ye说他也被逼得在2018年安装了AdBlock Plus，不是为了阻拦广告或者追踪，而是为了防止Chrome浏览器崩溃。他发现他经常浏览的网站有很多都用一个古老的JavaScript功能来摄取那台联想笔记本陀螺仪的数据，这会帮助追踪网站标记他。而浏览器获取联想陀螺仪信息的过程有bug，会导致浏览器崩溃。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苹果认为“不要追踪”会构成潜在的标记项目。只有一小部分Safari用户开启了“不要追踪”，这意味着他们有这个不同于大众的特征。Apple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说：“标记是通过获取一台设备可被检测的设置项来试图追踪它。因为‘不要追踪’是一个对网页可见的设置项目，所以它会被用来标记。”

Narayanan在一系列推文中写到，这条信息让追踪网络更有可能追踪独特的浏览器或用户，尽管受害者没那么多，但还是足够让苹果关闭这个功能了。

苹果在数字追踪保护（ITP）栏目下不断为iOS和MacOS构筑反追踪方案，阻止广告网络追踪用户的尝试。Mozilla在火狐浏览器也中做出了类似的努力。谷歌Chrome的话，谷歌的商业模式是广告驱动的。

大家都输了

这场军备竞赛的输家是内容发布者和他们的潜在读者。随着更多人选择广告屏蔽器，内容发布者的广告收入相应减少，于是裁员，倒闭，读者能看到的内容就越来越少，近年来调查记者内容的减少就是因为这个。一些内容发布者或礼貌或独断地屏蔽了开启广告屏蔽器的读者。一些广告屏蔽器于是推出反反广告屏蔽器器，一种循环就此展开。

只有一小部分广告经费花在精准投放广告上。Jaye说精准投放广告可比非精准投放厉害多了，在效果上相差十倍都有。Jaye认为，如果不给用户在追踪方面提供选项，谷歌，脸书，亚马逊这些不是那么依靠第三方广告和跨平台追踪的巨头就会主宰广告市场，导致互联网上由广告支持发布的内容越来越少。

显而易见，通过技术手段屏蔽追踪广告的用户对他们访问的网站并没有什么好处。EFF地Toner说：“广告投放者应该不依靠追踪实现精准投放。”整个行业花费太多精力在追踪上，从没想过其他方案。

Jaye支持通过把数据所有权还给用户，实现用户选择。通过使用加密证书地高等数学技巧，而不是追踪和标签，来观察广告是否精准投放。总的来说，他表示没有技术中间商的市场会更健康：“我们该怎么回到原来那种广告商和客户的直接互动？”

原版“不要追踪”的创作者Stamm认为现在这个状况非常可耻。广告行业拒绝同“不要追踪”功能合作，把他们卷入更糟糕的状况。他说，“如果大家坐下来和消费者好好交流，事情会好得多。”

互动广告局技术实验室的Sam Tingleff也表达了同样的期待：“通过合作——浏览器和移动终端操作系统同媒体行业的合作——来提升用户体验，保证更多免费内容和服务，让互联网更开放更有价值。”

“不要追踪”的失败带来了一系列严格的政府规范。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行业不愿意选择折衷的方案于是被政府干预。2018年三月欧盟开始实行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这不是为了解决“不要追踪”的失败，而是为了针对大量静默追踪用户的网站。

GDPR依靠重罚执行的披露和选择开启条款，武装起了用户的隐私。今年一月法国的数据保护机构出于“缺乏透明度、缺乏充分信息、缺乏用户对客制广告明确同意”，向谷歌征收了5000万欧元的罚款。Toner说我们“这才刚刚开始。”他表示，GDPR给公民和隐私保护机构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武器，目前很多针对亚马逊、谷歌、领英、脸书、谷歌的投诉正在进行中。

加利福尼亚也通过了针对加州科技巨头们的隐私保护法案，将在2020年生效。在联邦层面，美国的立法和监管机构也在考虑制定相关的法案。

罗恩·怀登参议员在2018年十一月把他的消费者数据保护法案草案在同侪间传阅。该法案要求设立一个类似最开始的“不要追踪”注册机制。该法案将下，公司可以选择提供基于付费订阅的内容，而不能拒绝为关闭追踪功能的客户提供服务，付费价格不应超过所损失的利润。

政府有政府的规章，市场有也市场的选择。随着广告收入的减少，很多内容发布者选择提供付费内容而不是追踪广告。部分公司成功转型。

“不要追踪”功能试图通过给用户表达意愿的方式，提供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折衷的方案失败后，广告商只能面对监管部门的介入（来规范合法追踪的边界）和广告屏蔽技术（这样谁都不会赢）。随着用户越来越挑剔，广告客户和内容发布这也会越来越选择尊重用户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