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一的一致投票中，旧金山的一个政府委员会推动该市朝着全面禁止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目标迈进。这将是美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城市：随着警察、政府机构和企业被这项技术所吸引，既没有联邦法律，也没有严格的地方法规来管理这项技术的使用。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对旨在公共场合自动识别或介绍自己的监视系统心存警惕，这看起来无关紧要，实则是最令人担忧的。

Accenture负责人工智能板块的主管Rumman Chowdhury（拉姆曼·乔杜里）上月在Twitter上写道：“我们为这些技术辩护的理由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他指的是旧金山的提议。“我们生活在一个足够危险的状态，以至于我们需要这个吗？”惩罚性监督是帮助我们实现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社会吗？”

我对任何正在被迅速采用的新技术——AR、VR、大数据、机器学习——存在着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企业或政府需要人脸识别？”“‘我们’没有为这些技术辩护，”我回答。“当权者大多会从中获利。这要么是通过制造或销售设备，要么是使用技术来取代工作人员。这与社会甚至文明无关，而是与金钱和权力有关。”

但金钱和权力并不是推动人脸识别的唯一原因。合作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生存之道，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就有必要将一些人归类为“他者”。不幸的是，我们中一些人身份和行为会让人误解，从而导致了公民、政府和执法部门感到恐惧和不安。今天，那些可怕的想法，加上更大、更流动、更多样化的人口，创造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知道彼此，但不了解彼此，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们也不经常与“对方”打交道。我们的这种恐惧成为加强“安全性”的另一个理由。可就算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经营与周边人的关系，秉承开放、合作的心态，减少恐惧，可还是会有人提出需进一步加强安全性来造福大家。

互相监视的实验

然而，我们所谓的“方法”，只不过是在记录别人的信息而已。我们使用的一种识别他人身份的方法，是通过使用监控摄像头。随着监控设备的价格越来越低，各式各样的企业都以提高安全性为名义，安装监控设备，比如在实体店安装摄像头，以防止盗窃和暴力。安保人员可以观看监控视频来代替监视人们；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像机已经取代了许多保安人员。通过这种方式，监控录像的做法实则是造成一种心理威慑，如同警察的存在： 是的，我们被录了下来，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在看录像，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对他们所看到的不良行为采取行动。

随着监控摄像头变得更小和更便宜，它们可直接被嵌入更多的消费产品中，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项技术提供了机会。智能手机的摄像头、Ring制造的智能门铃，以及类似于隐藏在AirBnB（以及社会上许多其他地方）里的微型监控摄像头，都已成为常态。监控已经存在于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之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智能手机或摄像机。

与更广泛的监控相比，家中的摄像头在抵御“他人”威胁方面具有优势。“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任何异常都可以被房主或他们的软件实时识别和报告。房主们对自己的房产保持警惕，可能会使用额外的应用程序向他们提供实时的监控情况；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会聘请第三方安全公司来进行额外的监视。在私人家庭环境中需处理的监控数据信息很少，并且邻居们也在用其他的方法来监视小区周围环境。

但在社会上使用监控摄像头技术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摄像头的大量使用，出现了大量的连续镜头，从而在处理数据信息方面出现了问题。你所能看到的每个摄像头，都有大量的连续镜头做备份（更何况还有你看不到的摄像头），但是很明显，并没有足够的人或资源来处理这些图像数据信息，那么监控记录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虽然发现了罪犯，行凶者也有可能在开始录像的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前逃跑。

即便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梳理监视数据，找到足够的数据来识别某人或他们的车辆，罪犯有效记录在案的资源通常也不存在。有时在我们住所之外发现的相互关联且复杂的监控系统，只有当我们大多数人相信可以利用所发现的数据做些什么时，才会发挥作用。

当一项技术不起作用时，我们可能会引入迭代式的创新，作为改进，这就是监控摄像头可能发生的情况。例如，市政当局很快就为警察配备了可穿戴摄像头。支持这些随身相机的一个理由是，它们可以监督公民（以及官员）更守规矩；另一种说法是，它们可以协助调查，或许很快就能实现实时监控。然而，这种方法并非没有缺点，因为警察资源仍然很少，而且存储和管理所有随身摄像机所拍摄视频的成本对许多警察部门来说是巨大的。与此同时，许多人认为，通过更好的实践、培训和社区互动，而不是“更好”的技术，可以做更多事情来改善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