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内急推NSA规模部署

中国移动突然转向规模部署NSA的背后原因虽不为外界所知，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移动突然决定在2019年规模部署NSA之前，在中国的通信业界，先于中国移动更早做出5G策略调整的是在通信设备领域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华为。

在中国4G市场一骑绝尘的华为，对5G全球市场有着更大的“野心”，很早就开始投入重金到5G研发上，并希望借助通信网络升级换代到5G的有利机会将其在本土市场的份额优势扩大到全球范围。因此，在3GPP确立5G标准后的很短时间内，华为就领先其他对手于2018年9月推出基于NSA非独立组网的全套5G商用网络解决方案来支持海外运营商尽快建设5G 网络。

在国内，华为则紧跟工信部部署和三大运营商的SA步伐，在SA标准冻结后三个月内迅速完成新产品开发、端到端环境部署和功能测试，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针对SA进行的5G无线侧系统功能验证，并于2019年3月推出基于独立组网（SA）的5G商用系统。

按照华为公司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的说法，华为凭借其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成熟的商用产品和解决方案，可以针对NSA和SA产业节奏不同，根据运营商的实际建网策略，灵活选择组网架构。

因此，华为最初的5G策略就是，在选择NSA架构率先启动5G网络建设的海外市场，凭借NSA产品的先发优势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寻求5G投资的尽快变现；在选择SA架构的国内市场，则利用SA可以打破原有4G供应商格局的机会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占有率，在5G上取得对主要竞争对手中兴的绝对份额优势。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华为进入本国5G市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纷纷响应之后，华为在海外5G市场的攻势受阻，包括其在4G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欧洲市场也在美国施压之下开始对华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安全审查，这直接延缓了对华为5G甚至4G设备的采购进度，导致华为原计划在NSA先发的海外5G市场寻求投资尽快变现的策略遭受打击，直接的后果就是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在2018年的销售收入首次出现了－1．3％的负增长。

同时，受此影响华为在2018年的存货同比上升了31％，达到了945亿人民币，具体来看其产成品的库存竟然同比增加了55％，很明显地出现了产品滞销。

更为严重的是，受到存货增加和5G 研发持续加大投入的影响，华为在2018年实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比下降了22．5％，减少217亿人民币。

因此，对于华为的运营商业务而言，为了摆脱海外市场销售放缓对公司造成的不利经营影响，返回身来驱动国内市场加快5G建网进度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在国内运营商既选的SA架构下，由于标准出台较晚，产品方案还处于测试验证阶段，且相关产业链还在爬坡过程之中，真正实现规模部署和商用至少需要等到2020年。

然而对于急需消减库存、改善现金流和加快5G投资变现的华为而言，哪怕半年时间的等待都显得过于漫长。所以，凭借主流无线供应商的影响力和5G方案领先的技术垄断优势，驱动国内运营商尽快实现5G NSA规模部署，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华为运营商业务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能够全力配合华为运营商业务达成目标的还有其亲兄弟消费者业务。这也是推进中国5G商用进程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支持SA组网的5G终端能否尽快供应的问题。

在今年2月份的MWC2019通信展上，华为推出了自研的5G芯片Balong 5000，这是全球最早支持SA和NSA组网方式的多模终端芯片，基于Balong 5000芯片，华为同步推出了全球首款可以同时支持SA和NSA组网的折叠屏手机MATE X。

由于高通要等到2019年3季度才能提供支持SA组网的多模芯片骁龙X55，中兴、小米、vivo、Oppo等国产手机厂商在现阶段只能基于高通的单模芯片骁龙X50推出仅支持NSA的手机，所以有能力提供支持SA组网的5G手机厂商目前只有华为一家。

虽然业界有很多声音呼吁华为对外开放其芯片，包括通信业的资深专家李进良教授也撰文苦口婆心地劝导华为要“从全国一盘棋考虑，希望华为向国内有条件的终端厂商供应支持SA的5G手机芯片，这样一批高端5G手机才有可能上市派上用场”，但对于迫切需要国内市场尽快规模部署NSA来解困运营商业务的华为而言，这分明是与虎谋皮。

由此，在SA芯片上暂时取得技术垄断地位的华为已基本上把SA商用的时间节奏把控在自己手里。一方面，在高通X55芯片供货之前，三大运营商即便要做SA网络测试，也只能找到华为才有手机可用；另一方面，华为的副董事长胡厚崑在公开场合强调华为“没有意愿和计划现阶段把芯片变成一个独立业务”，言下之意华为的SA芯片还是会坚持自产自用。

卡住了SA芯片和终端源头供应的华为，出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内市场急推NSA规模部署的策略，还同时得到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等多方因素的有力配合。因为美国政府的公开打压，华为在国内受到各阶层的一致支持，占尽本土市场的地利；同时通信业内用5G向国庆70周年献礼的呼声日益响亮，这也为华为提供了天时；再加上各地地方政府纷纷把5G创新视为地方名片，作为5G龙头企业的华为提倡加快5G网络建设，与急于抢占5G红利要求本地大干快上5G的地方政府不谋而合，在人和上受到广泛支持。

因此，虽然外人无从了解华为具体的运作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华为的5G策略调整在国内市场大获成功，中国移动的5G规划率先转向了首先规模部署NSA，并且还要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抢跑。

NSA规模部署将拖慢中国5G商用规划

以中国移动在业界的影响力，全球最大运营商2019年抢跑NSA规模部署，意味着国内5G产业链的风向标要尽快转向NSA，因为海外5G产业链已然在NSA上形成了先发储备，被动可想而知。同时，本来受到国内运营商驱动被要求尽快拿出SA芯片的高通也可以长出一口气，靠着NSA芯片X50量产可以在中国市场尽快变现的红利，暂时放松一下了。

但同时被放松了的，可能还有中国5G要尽快在SA网络建设和业务商用上拔得头筹的雄心，并拖慢中国5G以 SA驱动垂直行业应用市场，拉动车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尽快升级换代的商用规划。

基于中国移动宣布转向NSA规模部署的既定事实，通信业资深专家李进良教授在其发表的《韩国挑战5G商用第一的启示》一文中给出了中国5G网络部署路径选择的妥协性建议：“为响应国家5G发展战略，尽早实现5G商用向国庆七十周年献礼，应选择NSA标准局部小规模先行建设；为实现真正的5G，催生巨大的商业蓝海，SA标准又刻不容缓；权衡利弊得失，建议我国应明确独立组网作为目标，2019年启动在局部地区小规模NSA部署，同时加速推进SA端到端产业成熟，实现SA为基础的目标网”。

然而，在华为5G浩大的宣传攻势和客户驱动能力的影响下，李教授建议仅“局部地区小规模NSA部署”的铮铮谏言又显得那么微弱和无力。

今年两会期间，上海移动总经理陈力建言推进5G在上海先试先用，表示上海移动9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完成不少于5000个5G基站建设，按照《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底上海规模部署1万个5G基站的目标，今年9月底前建成的5G基站数量已完成过半目标，但受制于SA的时间表，这5000基站只能采用NSA架构，一旦建成还何谈“实现SA为基础的目标网”？

对于运营商而言，从NSA过渡并最终演进到SA目标网络，意味着要对原有网络进行至少3次复杂的改造升级直至NSA终端完全退网才可实现，而每一次改造升级都意味着新一轮的成本投入和更复杂的网络风险；而且随着SA产业链的日渐成熟，为尽快实现5G网络对uRLLC和mMTC等产业应用的支持，理论上NSA过渡期应当被压缩得越短越好，但这也意味着运营商前期投入的NSA建设成本将很快成为投资浪费。

因此，从保护投资的角度出发，前期NSA部署的规模越大，后期运营商推动SA演进的积极性就会越低。由于NSA制式的5G终端不能在SA架构的5G网络上使用，NSA规模试商用后发展的5G手机用户越多，NSA架构在网时间就会被拖得越长，运营商需要运营和维护的5G网络就越复杂，后期投入也会越高。在运营商固定资本支出的有限范围内，每多投一块钱到NSA上，就意味着在SA上的投入就要少一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