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将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的方针，并且对“两新一重”体系的价值给出了“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评价。

“两新一重”体系包括三个建设方向：即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中。如果我们梳理一下这三个建设方向，会发现交通是极少数能够贯穿其中的建设领域：“新基建”体系中的充电桩、电动汽车都直接与交通有关，5G、AI等技术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作用于交通体系；而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交通密不可分；重大工程建设中交通高铁、高速公路更是排名最前。

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在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中，交通并没有达到饱和期，反而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其中一个关键变局在于，5G、云计算、AI、物联网代表的“新基建”体系与物理世界中的交通体系相融合，将通过交通数字化、智慧化的模式，带给交通资源利用率以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应该客观看到的是智慧交通项目在中国并不鲜见。但在目前阶段，各地方发展不平衡、缺少协同效应、数字孤岛等问题还制约着智慧交通为社会民生提供的发展动力。既然“新基建”周期中，我们将通过新的技术、新的投入建设来改变发展模式。那么此时或许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智慧交通应该发生哪些变化，才能在“新基建”周期中发挥最大价值，真正起到长效刺激经济发展，“调结构增后劲”的作用？

首先，我们需要回到问题的原点：智慧交通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交通再升级，是“新基建”周期中的关键机遇

智慧交通的概念圈层，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了过多的内在条目。比如ETC就被认为是一种智慧交通改革，自动驾驶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智慧交通方案；小到一个路口提示器的数字改造，大到高速公路体系的车路协同建设，都在智慧交通范畴之内。

而之所以把这些能力统一归类，一方面是因为其中或多或少容纳了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并且相关技术往往直接融合到交通体系内部，组成交通方案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智慧交通项目的目标是相对统一的，即通过多种数字技术的融合，提升交通效率，确保交通安全。

自古以来，交通效率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交通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步增强。比如秦汉之际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之所以能骗到项羽，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交通资源稀少。而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富甲天下，也是因为水网格局极大增强了交通效率，让社会经济可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极高速运转。

时间走到今天，陆海空的交通基础网络已经相当完善。新的物理交通建设虽然还有很大空间，但带给社会经济的交通效率提升，显然不如高速、高铁、民航系统刚刚组网时的跃迁幅度明显。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融合到交通体系中，就成为了可以最大化提升交通效率的主要选择。

交通是物理世界的通信，通信是数字世界的交通。在交通空间有限的大前提下，数字化升级就成为了交通体系大幅度提升运营质量、安全水准、产业效率的主要方式。而如何让智慧交通从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变成普惠各行业，支持社会经济持续长期发展的“新基建”引擎，就需要体系化的思考和设计。

目前，交通体系的数字化升级转型，亟需进行行业层面的顶层设计，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创新发展，并辅以交通强国试点项目示范引领，以统筹发展战略，明确建设目标，确定重点任务，谋划实施路径，创新体制机制，制定保障措施，有序推进智慧交通建设和产业竞争力的构建。

从战略原点到产业落地和创新突破，“新基建”周期中的交通再升级，需要层层打开体系化的思考与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