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击穿的坚实后盾。

文丨华商韬略 刘柏铖

1911年1月2日，当法国医生梅斯尼到达奉天（今沈阳）时，东北正在经历“至暗时刻”。

鼠疫患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每日亡故数以百计，在为祸最甚的哈尔滨，不少家庭举家死亡，甚至前来处理案情的警察，也都纷纷染病倒下。

作为天津北洋医学院资深教授、中国医学界头面人物，梅斯尼成功主持过唐山鼠疫的防控，自有成竹在胸。1月5日，一到哈尔滨，梅斯尼就亲赴医院检查病例，为患者问诊治疗。

但3天后，他开始寒战、头疼、发热、咳痰。住进俄国医院后，高热、高脉速、高咳，痰中现粉红色血丝等症状陆续出现……

【01】

入院三天后，梅斯尼医生离开了人世，长眠于中国东北。

梅斯尼医生的离世极具象征意义，在情感上，击穿了整个东北的医疗卫生体系——以他的身份都会死于鼠疫，那么应该无人可以幸免。

事实上，整个东三省的医疗医疗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病患连续上升，各国领馆禁声，鼠疫尸体堆积如山，春节人流在即……如果再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就将一路南下，形成规模性大面积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此后的事态发展，今天都记载在了历史书上。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临危受命，执掌东北防疫大权，病患隔离、划定疫区、加强检疫、焚烧尸体消灭致病源、封锁东北铁路，提出“飞沫传染”和“口罩防疫”。

在新防控方案实施一个月后，东北地区的死亡人数终于下降为零，鼠疫疫情得到了控制。日后，许多用于防治疫情的紧急措施，皆从伍氏防疫方法中沿用而来。

百年过后，现代医学虽然历经革新，口罩、疫区封控、病患隔离却依然是中国本轮防疫策略中的重要手段。

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对于中国的防疫策略存在争论，但不争的现实是，批评者只看到了防疫策略带来的不便，却忽略了一个更危险的现实——当下中国无法承受的极端情况。

简单想象一下，以中国超过14亿人的总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群体的现实国情，如不及时从严防控，一旦形成规模性反弹，中国医疗体系将面临击穿风险。在吉林、上海等地，迅速增高的病例，已经发出了强烈警示。

那么，穿越百年风云，中国的现代医疗体系究竟如何发展而来，又走出了怎样的特色道路？

【02】

中国医疗体系，是从教会起源的。

1907年，在湖南长沙，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手术。

手术台是放在箱子上的一块门板，如果以今天的条件来评估，没人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做手术。

但这位姓黄的患者并不在乎，他是个土匪，比起被“洋鬼子”动刀，被官兵抓走处决才是更危险的事。

手术之后，窗外旁观的人群立即围了上来，争着让土匪描述关于手术的一切，这位姓黄的土匪评价道：

“医生把我抬上一张桌子，将滴有好闻的药水的布捂住我的鼻子，很快我就睡着了。医生开刀把子弹从我的大腿里取出来，我居然没有任何疼痛感！”

这场手术，正是如今湘雅医院的第一例外科手术，同时也是湖南的第一例外科手术。那一年，是美国人胡美创立雅礼医院（今湘雅医院）的第二年。

彼时，因为有慈善和科学的双重属性，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办教会医院，得到各界的支持，从鲁迅、陈独秀，到严复、梁漱溟等进步人士纷纷高调为其站台。

1931年的武汉水灾，带来了中暑、痢疾、霍乱等大量次生灾害。在满街洪水中，三年前由仁济和普爱合并而成的武汉协和医院，派出了划着小船的医护人员，沿街收治患者。

不唯如此，武汉协和还以每月25000美金的价格，在上海租下了一条3300吨的运煤船。在这艘船上，除了有手术室和药房常规设备，床铺、被褥、床头柜也一应俱全。

为了方便救治，协和院方甚至将一间细菌实验室也搬上了船。从投入运行到结束，一共有628名病人在这所民国版的“方舱医院”医院里得到救治，其中大多数都是“接近于赤贫的中国病人”。

在北京，拥有洛克菲勒基金会背景的北京协和医院，更是当时顶流医疗的代名词，孙中山、张学良、宋氏三姐妹，都有在协和住院的历史。除了接待权贵，协和也不忘将医疗资源留给普通公众。

在这座医院的挂号处里，有一座分诊台，ABCD四档中，CD两档经常减免患者费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医院的诊疗技术，都代表着国际最先进的水平，也为中国日后建立自己的医疗体系，埋下了最初的火种。

【03】

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的学习，贯穿于各个领域，医院同样不例外。

那些原本隶属于宗教和基金会的医院，变成了人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公立医院”：教学要和诊疗分开，并全部由高校来组织，医院花的钱全部国家出，所有的医院归国家统一安排。

但收归公立，仍然无法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人才资源严重不足。

从教会医院的成立之初，教会医院们就一直推崇“精英教育”，目标是造就“世界医学领袖”而非“二等医学公民”，教学标准更是直接对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样的模式，每年培养出来的医生甚至不超过两位数。

因此，即便是算上卫生部大力推行的赤脚医生，全国的卫生从业人员加起来也不超过20万，面对当时总人口超过五亿的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体系实在难言有力。

而五亿的人口，需要的并不是什么顶级医疗，更多人需要的是基础医疗。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这些医学院的学生人数，但毕竟医生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花八年时间培养一名医生对于当时的中国还是显得漫长。

尽管从1935年，中国医疗就开始发展，可惜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社会跌宕夹缝中求生的中国医疗，仍未能建立起真正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体系，幸而，一个历史的机遇走来了。

在改革开放后，种种医改措施陆续出台，如果对这些措施做一个总结，它的关键词，正是“市场化”。

1979年，早在国有企业尝试市场化之前，医疗就已经冲锋在前——国家卫生部开始试点对医院“经济核算”。

在整个90年代，医疗卫生支出急剧下滑的大背景下，很多医院纷纷喊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口号，以药养医、公私合营、多业并举、各种各样的创收手段层出不穷。

在这段改革历史上，宿迁，作为医疗体系改革的一个典型样本，一度成为全国关注的对象。

宿迁是一个穷地方，一直是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GDP总量垫底的城市。九十年代，宿迁经济更是困难，财政收支倒挂，乡镇医院发不出工资，基本处于倒闭状态。因此对医疗的改革，迫在眉睫。

2000年3月，宿迁沭阳县的3家乡镇卫生院进行改制试点——直接将医院出售，买家则是院领导和职工，在这种半买半送的模式下，有时甚至花几十万元就能买到一家乡镇医院。

四年后，宿迁全市134家公立医院中，133家完成民营化改制。就连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也以7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上市公司金陵药业。

宿迁医改的初期，社会反响确实不错，因为2003年在宿迁试点推广的新农合，也使得低收入农村人口不再怯于看病，许多濒临倒闭的医院也因此活了过来。

在这种模式下，医疗市场化似乎一切向好，然而就在同一年，非典的降临，给中国医疗体系带来了额外的警示。

在医疗市场化的环境下，很多综合医院为了能够创收，关闭了感染科这个亏本科室。可惜病毒不懂经济学，在非典期间，很多患者在进入综合性医院后，由哪个科室接收都成了难题。

这使得非典过后，主管部门必须重新审视当前的医疗体系。

而一些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2005年的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全国卫生总费用增长了77倍，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增长了200倍。但同期，医院数量仅增加了101％，医生数量增加了88％，有些年份甚至在下降。

过度医疗、医药回扣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民间甚至传有“急救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的顺口溜。

2006年，北大教授李玲发表《宿迁医改调研报告》，认为宿迁并没有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还引发了诸多新问题。

这带来了一个变化，从此，中国医疗的“政府主导派”重新夺回领导地位。

【04】

非典过后，中国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大幅增加。“降低药价”和“全民参保”，成为当时医疗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在具体实施方案上却一直争论不休，以至于当时的医改方案越改越复杂。

2008年，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上对着医改方案直言：“都是中国字，连在一起却没太读懂。”

2009年3月7日，强调公益性的新医改正式启动。中国财政支出开始着重投向基层，随后几年，95％的国民被纳入医保，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不断下降。

但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仅仅两年过后，财政的压力就出现了，医保支出不断超过收入，开源节流又成为当时的目标。

2009年左右，由于提前进入老龄化，福建省三明市的医保资金已经严重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只得寻求新的方向。两年后，三明市以每月一个文件的速度，开启了一场著名的“三明模式”改革。

所谓的“三明模式”，指的是减少药物采购的中间环节，从而降低药价；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剔除冗杂人员；最后将医生工资差距缩小，实行工分制。

仅仅一年，三明市的医保基金就转亏为盈，药费更是在短短两年时间中从9亿下降到5．7亿。2014年，全国各地超过160批考察队来到三明学习。2018年，三明模式开始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