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移动互联网、GPS、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网络预约出租车改变了传统的路边扬招、站点候车和电话预约的找车模式，为人们带来了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盘活了闲置的私人车辆和非专职司机的闲置时间，提升了车辆和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如今，网络预约出租车已风靡全球，在我国也迅速发展，并引发了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和法律政策的争议，亟待深入探讨网络预约车的定位与监管，以推动“互联网＋交通”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交通”新业态带来深刻影响

　　“互联网＋”渗透到汽车和交通领域，带来了网络租约车、定制公交、拼车、顺风车等新应用，形成了用户出行的新市场，创新了交通运输的新业态。同时，滴滴等网络平台企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截至2014年12月，打车软件累计账户规模达1.72亿；嘀嘀专车已经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16个城市，日订单已突破15万；嘀嗒拼车自2014年4月上线以来，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成都、重庆等城市。这些应用满足了部分市民的个性化出行需求，减少了乘客打车的等待时间，降低了原有出租汽车的空载率，缓解了城市的交通拥堵。

　　“互联网＋交通”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出行方式，深刻影响着传统交通运输服务业态，引发了与传统出租车企业的激烈竞争，产生了与传统交通运输管理政策与管理体系的剧烈冲突，但同时冲击、竞争与冲突也为交通运输行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服务水平和监管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

　　美欧等国对“互联网＋交通”的监管实践

　　我们看到Uber凭借良好的用户体验，5年内覆盖了全球56个国家，300多个城市，在许多地方与当地出租车司机和监管部门产生冲突并被禁止，尤其是欧洲市场。但近一年来，美国三个州、新加坡等国在讨论和评估基础上相继转变了以往的监管态度，出台了新的监管政策。

　　新加坡是全世界拥有私家车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出租车使用占比较高的国家。Uber已在新加坡推出了高端租车UberExec和经济型车UberX业务，由于高峰时刻打车难，Uber等打车软件受到了消费者欢迎，但与本地的出租车公司发生利益分歧。为此，新加坡交通管理局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出发，对Uber等打车软件公司进行监管，规定软件打车的价格不得超过本地出租车现行价格，打车软件只能雇佣或者派遣拥有本地出租车牌照的汽车和司机，打车软件服务商必须在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备案，这是新加坡政府首次对打车软件进行严格监管。

　　在美国，私家车通过接入UberX、Lyft和SideCar等网络平台可提供预约的、点到点网约车服务。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很多州执法部门起初都将私家车的这种服务作为非法营业行为查处；还有一些州广泛探讨如何界定网约车的法律地位，如何将其纳入监管，从而提升公众使用网约车的安全性，但立法进程也是比较艰难的；但我们看到，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却相继通过监管决定或立法实现了网络租约车服务的合法化，网络租约车公司可申请许可与合法运营，并不设车辆数量和运价管制，监管机构与网络平台共同实施监管。

　　从国外对Uber的监管态度的变化过程看，起初是被制止，之后是观察评估和研究对策，当前新加坡、美国等已承认网络租约车的合法化并实施监管。可以看到，用户细分需求引发的网络租约车快速发展已经无法通过简单制止而停止，实施监管并平衡与传统出租车的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些变化改变了出租车、约租车市场的运力来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的原有边界，不仅重组了出租车和约租车服务市场，而且带动了法律观念和监管方式的深刻变化。

　　对我国“互联网＋交通”发展的政策探讨

　　关于我国如何对网络租约车实施监管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一方面，网络租约车能够有效动员和整合碎片化的社会闲置资源，节约能源和道路资源，为消费提供多样化、便捷的服务，需要鼓励发展；但网络租约车在快速发展中触及了传统出租车的利益，突破了监管政策规定，为此，如何平衡相关方的利益、重构监管框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确定监管目标，创新监管方式

　　网络租约车这种创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带来了经济、社会管理和消费者福利等诸多方面的明显好处，但创新不可否认对传统业态和监管造成的冲击，对此，监管部门要顺应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从促进产业的发展和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需求的目标出发，应时而变，开放包容，不拘泥于传统框架，创新监管方式与监管政策。同时，由于网络租约车是移动互联网业务与交通运输运营的集合应用，前者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由工信部负责监管，而后者是属交通运输部门监管，因此，网络租约车属于融合业务，需要交通部与工信部共同对其实施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