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 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 信息基础设施，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 融合基础设施，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 创新基础设施，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如图，以制造业为例，如果没有 “新基建”，产业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就是不可能的：包括生产环节的在线化（IOT）；天量的存储空间（数据中心）；安全、高速、低时延的网络（5G）；对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智能化控制（AI），以及强大的算力支撑（云计算）缺一不可。

当然，也有担忧认为 “新基建” 属于超前投资，必要性存在疑问。但从历史上来看，超前的基建恰恰是中国体制优势的最佳体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战后 56 个年经济增速超过 6％并保持了十年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被称为 “经济奇迹”），它们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是 25％，且经常同经济增速一同上升。

如图，日本在其发展的黄金年代（1960～1990），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超过30％，1990年后开始快速下降，经济发展一蹶不振。而面对 98 年和 08 年两次危机，中国都选择了以加码传统基建的方式来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率两次跃升至新高。今天看来，尽管当时也面临很多争议和批评，但其非凡的意义已经毋庸置疑，直接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二十年铺平了道路。

如上图，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其实仍然在多个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除了两个领域：移动网速和宽带网速。这个现象直接对应了中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如外卖，移动支付，手机游戏和短视频中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新商业生态新物种涌现，新范式逐渐展开，什么是我们看到的最大机会？

在每一次革命中，新的 “技术 － 经济范式” 对创新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之大，都可以类比于发现了一片新大陆，金融资本必然会在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例如蒸汽机和铁路的科技革命直接导致了 1830～1840 年代英国股市的 “铁路热”；汽车和家电的大规模生产直接导致了 1920 年代美国的 “镀金时代” 以及随后发生的股市大崩盘；第五次信息革命则导致了 2000 年的 “互联网泡沫”。

上图是以第五次科技革命为案例所展示的科技生命周期。周期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我们已经依次经历了爆发阶段（新产业爆发式增长，金融资本蜂拥而至），狂热阶段（全部集群大爆发，金融泡沫从狂热走向破裂），协同阶段（新范式成为共识，新技术应用的黄金时期），成熟阶段（市场增速明显放缓，进入存量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