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到现在，为何香港的创新科技没有发展起来，解答这个问题，其难度不亚于解读“深圳创新密码”。

尤其是，关于自由与创新的关系，在香港这个案例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自由，为何并未产生科技创新？可见自由在创新理论中虽然十分关键，但它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探讨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主题。事实上，本文将抛开这一点，主要探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中，香港有哪些优劣势，如何寻找自己的角色。

一

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概念的形成，本就因香港而起。但中间演变的过程，却让香港颇有一些尴尬。一方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市的经济总量于2018年超越了香港，并且因为突显了科技产业的优势，从而使得其自信心膨胀，部分人甚至以为可以取代香港在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框架中，担当核心引擎角色，而在这一任务中，香港将只是一个仆从者。有人甚至提出了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口东岸都会区的概念。

笔者的研究恰恰认为，这只是一处误解。姑且抛开深圳应该对香港过去40年的哺育抱有感恩之心不说，无论在国家的战略中，还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体系中，深圳都很难颠倒这一主辅关系。

笔者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在经济总量已被深圳超越（接下来很可能又被广州超越）的情况下，香港可以说仍具备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只不过近年又所削弱而已：

其一，在1998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具制度竞争力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枢纽之一，与纽约、伦敦并称。其海洋法系下的法治体系，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使其对全球资本和人才具有吸引力。

其二，在一的基础上，很长时间里，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具有强大的资金融通能力。香港联交所开设有创业板，可以为创新科技提供足够的科技金融支持。许多全球性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投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

其三，香港具有8所公立大学，这些大学在亚洲均居于前列，尤其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三所大学，在全球均属于领先的大学。这表明香港是区域内的知识创新中心之一，也对科研人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香港诸大学的薪酬水平也是整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之一。

其四，香港富特色的城市文化，兼具东方风情与西方生活方式，对全球各地的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们充满诱惑，尤其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他们倘若选择在香港定居，既可以继续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又可以生活在母语的生活环境中。

但是，为什么香港没有能够像硅谷那样成为全球科技精英们向往并云集的科技创新中心？甚至没有能够成为像北京、深圳、杭州那样吸引全球华人科技精英们的创业圣地？

在分析此问题时，评论者往往归咎于香港所具有的以下劣势：

其一，香港地域狭窄（面积仅1020平方公里），人口稠密，加之作为金融中心，以及政府政策（房地产）的失误，导致香港的生产及生活成本极其昂贵，因而除了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之外，任何其它产业都无法在这样高成本的城市生存。

诚然这是很多科技公司不会选择在香港运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它们要面向中国市场，就会选择在上海或北京，甚至是深圳，设立办公室或研发中心，而不会选择香港。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后面我会说到它。

但是无法解释的是，世界上其它成本昂贵的城市和地区，却仍然可以集聚科技资源，而成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中心。比如伦敦、纽约、硅谷（现在它已是全美仅次于纽约第二高成本的地区），以及新加坡、东京、首尔等城市。甚至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也都是成本极其昂贵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部分地区甚至不低于香港。为何它们能做到，而香港不能？

当然，你可以说，硅谷、首尔等，本就形成了创新科技产业的要素集聚，因此它们即便成本抬升，科技公司出于资源获得性便利，仍要忍受高成本而呆在这个地区。但伦敦、纽约这样的金融中心城市，在之前并没有成为科技产业集聚中心，但在成本极其高昂的前提下，仍于近年开始吸引大量科技公司入驻。香港为何不能？

其二，香港制造业在1990年代迁出之后，香港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的困境。也就是说它成为了一个纯粹服务业中心城市，靠为区域提供金融、法律、会计、进出口贸易、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文化、旅游等服务为生。然而这个服务业中心却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孤岛经济体。这是香港最大的困境所在。

无论是伦敦、纽约、东京，还是中国内地的上海、北京、深圳等服务业中心城市，姑且不说它们自身都仍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各自服务的腹地存在着紧密的且没有任何障碍的便捷联系。它们皆非孤岛型经济体。

唯一与香港相似的孤岛型经济体新加坡，但它具有前瞻性的尽一切努力保留了大约占比25％的工业制造业，因此在城市中延续了实体经济的香火——具有工业经验的就业人群。而且，新加坡作为一个服务业中心，与它所服务的周边经济体之间，并不具有特别悬殊的制度异质性。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香港由于    制造业外移，因而在这个城市几乎消除了工业经验，因而也无法在工业经验的基础上长出科技工业经验。二，香港由于与自己的经济腹地之间存在着隔阂，因而无法顺利地培育出自己的科技服务业中心角色。

这里先说第一个问题。

首先，所谓香港制造业外迁，当时并非100％外迁，仍有一小部分都市型工业和部分新产业留在了当地的郊区。为何这部分工业并没有转型升级，发展出自己的高技术工业？

事实上1990年代，正是全球ICT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确有一些美商比如摩托罗拉公司曾经在香港设有很大的半导体工厂，当时即便是台湾仍未开始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但由于当年香港政府在工业政策上未必很重视，令后期半导体产业逐渐迁离香港。

仍然有一些企业坚守在IC产业。比如1999年设立的晶门科技在香港成立，采用“无晶圆厂”模式，为全球客户提供显示器集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解决方案，该公司于2004年4月在香港主板上市。2009年，CEC成为晶门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晶门科技有了国企的背景。2015年，华大半导体成为晶门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28．5％。是香港硕果仅存的IC设计公司之一。（至今香港仍有4家营收过亿的IC设计公司）。

但是要说这些企业发展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则显然并没有。IC设计产业必须与用户紧密联系，但香港本土缺乏这样的终端用户。

其次，迁移到广东地区的香港制造业，除个别轻工消费用品外，较有科技含量的电子工业在深圳、东莞地区并没有发展出特别具有竞争力的巨头和品牌——这也台湾形成鲜明对比，台湾的IC产业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如宏基、富士康等），且通过大陆设厂而做大了自己规模，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事实上香港人更多选择卖掉这些生产工厂，比如陆氏王牌彩电，就是卖给了广东惠州的TCL集团，而TCL也因此而进入彩电行业，并最终成为全球主要的彩电巨头之一，并籍此而进入面板行业，现在已成为全球前五的面板巨头之一。香港人为什么没有走上这样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再次，香港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也曾跟随美国科网热，而建立了一些互联网公司，当时著名的就有Tom．Com等，但这些互联网公司纯属昙花一现，而不是像中国大陆那样，最终沉淀出一批类似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巨头。

最后，无论是台湾，还是广东，均由于崛起了一批科技巨头，而形成一个显著的科技企业家群体。但港商群体虽然也是星光灿烂，但大都存在于地产、零售、物流等行业，却鲜有科技企业家群体。

香港是亚太区重要的电子零部件贸易枢纽，许多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及韩国的产品都是经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反之亦然。多家跨国零部件生产商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在区内从事销售、配送及采购活动。据HKTDCResearch2019年7月份给出的最新数据显示，电子业是香港最大的产品出口创汇行业，占香港2018年总出口68．3％，但业内出口以转口为主，多属高科技产品，尤以电讯设备、半导体及电脑相关产品为然。由此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出口地；全球第二大的计算机零配件及影像录制器具出口地；以及全球第三大的电话／流动电话出口地。香港已成全球主要的贸易枢纽，所处理的转口贸易十分庞大，成绩可观。但是香港参与ICT产业的方式竟然只是做转口贸易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