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香港是否能充当大湾区技术枢纽角色，还涉及到所谓外部对向中国输出技术的态度问题。无论是1997年之前还是之后，香港事实上具有从西方获得高技术和产品的便利。这本来应该是它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个巨大优势，至少它隔邻的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我在之前的《于幼军与深圳芯片产业》一文中曾提到，1980年代末，意法半导体曾打算和深圳赛格集团合资设立赛意法微电子公司，并计划在香港大浦工业区寻购一块工业用地，用于发展一条集成电路前工序生产线。因为在香港设厂可以规避当时巴统协定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出口禁令。我也提到，“最终深圳政府认为前工序投资太大、风险大、见效慢、技术水平太高，决定放弃在香港大埔的建厂计划。”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当时的香港政府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而不是严格局限于所谓“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也就是说，设想港府是一个新加坡那样的政府，那么它会积极介入这个重大投资案，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比如土地方面的优惠，以及税收补贴之类，甚至可以令贸发局出资投入这个科技产业项目，以分摊项目本身的投资风险。则完全有可能这个项目就会发展起来。

与此类似的还有前述摩托罗拉曾经的半导体项目。如果港府更激进一些的话，甚至可以在大埔地区形成一个集成电路产业园，吸引台湾、韩国、日本等半导体大厂进驻。那么在新界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台湾“竹科”（新竹科学园）或“南科”（台南科学园区）之类的科技产业园区。香港作为一个创新科技枢纽的角色将大大不同于现在的结果。

四

好了，我们面要明白的是，在2020年之前，香港一直拥有前述这一优势。倘若港府具有坚决的意志，其实有机会在发展创科方面有所斩获。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1997年之前的港府，还是1997之后的港府，都不可能是新加坡政府。

香港政府在介入中微观经济层面的政策空间一直都很狭窄。它很珍惜全世界对其“经济自由度”的赞美。港府也很难获得发展类似“竹科”、“南科”或新加坡“裕廊工业区”那样的产业园区所需要的大片用地。

1951年，当年的港英政府出于保安理由，在香港新界北部边境设立禁区，其中包括北区的沙头角市、沙头角乡郊、罗湖、文锦渡、打鼓岭和元朗落马洲。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出入边境禁区均需出示禁区通行证，俗称“禁区纸”。直到2006年，香港才首次检讨解禁的可能性；2012年，港府才第一次解禁了2800公顷禁区的其中740公顷土地，2013年再解禁了710公顷。港府的计划是最终只保留800公顷的禁区——基本上都是不可开发用地。

边境解禁之后，港深创新科技合作区才有实现的可能。

我们必须得承认，决意开发北部都会区、提出“再工业化”的港府，已粗略具备新加坡政府的模样。

但是，这样的转变，却又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当香港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终于表现得像是一个新加坡政府时，它却可能同时失去了《瓦森纳协定》所给予的特殊待遇（这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正是合乎逻辑的变化），从而失去便利地获得高技术及设备的特殊优势。

在这样的变局下，我们就得在“内循环”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中，它还有哪些剩余优势？

其一，在香港明确地“内循环化”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说，变局是渐进发生的。在这个过渡期内，香港仍较广东和中国内地具有相对的外循环优势。这是一个时间窗口，我们假设它是5年的话，香港可以利用这5年时间，抓紧时间奠定它的一些优势基础。

其二，“内循环化”其实重点体现为“法治逻辑”调整。因此，这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倘若有意保持香港特色有别于本体的法治逻辑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挽留国际资本。或者说，仍然会保持对国际资本的相对于中国内地的吸引力。特区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种剩余吸引力发挥到最大化，并且不仅仅是对国际金融资本，而且对国际产业资本，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产业资本以及科技金融资本。

其三，香港的8所公立大学，在加速“内循环”（除了香港教育大学之外，其余七所均已经或即将在珠三角地区设立分校或校区，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设在深圳，香港科技大学设在广州南沙），获得“内循环”优势的同时，弱化其“外循环”优势。

获得“内循环”优势，不但意味着它们将获得中国大陆优质生源的补充，而且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将有机会与珠三角的产业进行深度结合，也就是说，大学，至少其中部分大学，会进一步将知识创新延伸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从而与产业有更亲密的关系，因而一定程度的“斯坦福化”，而这将为香港成为亚洲级的科技创新枢纽奠定一个基础。

而“外循环”优势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与全球科技系统联系的弱化，以及对全球科研人才吸引力的弱化——倘若能够获得一个止损线的话，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是有可能获得一个止损线的，那么，它就能够维持一种相对于内地大学的优势。事实上，我认为在这里，外循环优势下行线和内循环优势上行线，会形成一个“白银”交叉，这个交叉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线段。这是香港大学们的机会之窗。

倘若港府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为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显著增加拨款以对冲“优势弱化”的话。而这正是我要向港府提出的建议。当然，大学倘若与产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可以从产业得到更多的研究资金。

以上三点是我对香港剩余或新增优势的分析。

当然，我们必须对香港固有劣势有一个绝不低估的认知。这种劣势至少有二：一是高成本，二是科创氛围（科技产业经验）的缺失——亦即香港的赚快钱文化，或曰投机文化。

高成本使得在香港本土复兴制造业的难度极大。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制造业本身也在出现巨大变化，其中主要是AI化，另外则是所谓的硬件产业软件化——即“新硬件”。在这样的变化下，香港仍有机会。

机会自然主要是在“北部都会区”，亦即我所谓的“第三香港”。这里是香港的成本洼地，其总成本事实上低于深圳的南山区。

事实上北部都会区的价值正在于同时解决上述香港两大劣势。倘若港府再对一些产业资本跨国公司一定的土地优惠和税收补贴的话，这种成本可以降到新硬件产业能够承受的程度，从而对科技巨头产生吸引力。而北部都会区毗邻深圳，正可以将深圳的科技文化和科技产业经验跨境延伸过来，在香港北部形成类硅谷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因此，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必须引入深圳元素，真正形成深港合作结构，而不应是香港单鞭推动——后者最容易又搞成房地产项目。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再强调香港科创的其中一个突破口，应该放在吸引科技产业巨头跨国公司身上，使劲浑身解数，吸引2－3家标志性的科技巨头，在北部都会区建立其亚洲研发中心和母厂，从而使得香港成为一个亚洲级的科技枢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引中国科技公司来北部都会区扎推，如是，科创的氛围即可形成。

这一定位与深圳并不冲突。事实上，深港在科创领域的合作，正是要形成一个由深圳南部（约700平方公里）加香港北部（约300平方公里），建立“研发＋母厂”集群，作为一个亚洲级的“科技创新发动机”，共同形成“中国硅谷”。

       原文标题 : 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25：香港的角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