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件改变全球价值链格局的一件事。

虽然在此之前的2001年金融危机和科网泡沫破灭，已经影响到深圳的产业结构，迫使轻工消费品制造业进一步迁出深圳（其中一部分即迁往东莞），但深圳十大传统制造业的空心化却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告完成。而东莞则是在2008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制造业大批外迁的状况。

这个以服装鞋帽等为代表的消费品加工业，是最早全球化、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工业产业，也是最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初在1950、60年代由美欧转移到日本（集装箱运输也正在此时得以发明），60、70年代又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也有小部分转移到了泰国、马亚西亚等所谓亚洲四小虎地区；80年代末才由港台转移到中国大陆。

2008年前后，对这一产业链的打击是多方面的：除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需求不足之外，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主要是环保）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模式的黄金时期走向了终结。对它们形成最大打击的则是2008年中国政府修订《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大陆的成本急剧抬升。

大量此类工厂迁出中国大陆，迁往越南、柬埔寨、孟拉加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的甚至迁徙到非洲国家。没有迁出的则大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在最高峰时，东莞的台资企业有6000多家，大多以制造业为主。到2014年，这个群体，已经降到4000多家，近三分之一的台企，退出了东莞。而伴随着＂大撤离＂而来的是近500万外省市民工被抛入失业大军。据当时媒体报道，2009年东莞制造业十停去了四停，产业工人一年中丧失150万，1600家台企、2000家港企从东莞撤离。据广东某工业协会的一个内部统计，从2009年到2015年，有超过4000家企业倒闭。

雪上加霜的是，在2010年和2014年，东莞市按照上级要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扫黄，对东莞的生活性服务业造成进一步打击。

东莞经济由此陷入严重困难。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9－2014年这6年间，东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当年的目标任务。

就像之前的20年东莞经济一直是深圳开放经济的追随者那样，东莞这一波的经济萧条，最终还是需要在深圳带动下走出低谷。

自2008年富士康成为苹果智能手机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在龙华和观澜的生产基地最多时达到45万员工，而且迅速在深圳原关外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商生产网络，并延伸到东莞地区。之后华为、中兴、小米等加入进来，使得这个手机产业链迅速膨胀到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中心。东莞本土的步步高系也成为这个生产网络的一部分。

1995年，段永平在东莞成立了步步高公司。2000年前后，步步高旗下的通信公司开始介入手机业务。苹果智能手机的崛起曾令段打算关掉手机业务，但2004年段永平和陈明永决定创立OPPO，并在2010年使之成为一个智能手机品牌；另外2009年段永平与沈炜共同创立VIVO公司，并于2011年亦进入智能手机市场。二者皆以低价策略抢占中国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并进入亚非拉地区市场。2019年，步步高系已成为东莞市第二纳税大户。如同华为终端一样，步步高系同样利用了富士康所打造的ICT供应链，但是成为东莞本土崛起的链主企业。

自2009年深圳颁布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推动城市更新成为主要的土地整备来源，以及2010年开始推动关内外一体化，叠加上环保风暴，还有2008－2009年和2015－2016年深圳两次房地产价格暴涨，特别是后者，导致深圳营商成本急剧抬升，打击到深圳ICT产业链，被迫迁出深圳，而东莞的松山湖科技园区和各个邻深镇街则成为主要的承接地和最大受益者。

这一波迁徙潮的高潮是2018年7月华为的南方研发中心整体迁往华为松山湖基地。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由此成为东莞经济增长的龙头，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如前所述，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是2001年1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大朗、大岭山、寮步三镇之间，地处东莞市的几何中心，控制面积72平方公里。坐拥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松山湖园区按照功能布局，从北向南依次划分为北部工业区、中心区、台湾高科技园和南部区四大片区：北部区是高科技产业、研发平台聚集区；中部区是教育、研发、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IC设计产业聚集及高新技术创业区；台湾高科技园是台湾高端产业项目主题园区；南部区是研发总部、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生物技术产业区。

但在2010年之前，松山湖的发展并不令人兴奋，当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调研松山湖园区，还批评松山湖发展得太慢，缺少大项目。

2014年以华为终端基地落户松山湖为典型标志，深圳产业外迁骤然加速。2015年之后，来自深圳的高科技公司迅速充满了松山湖。华为产业链上的许多企业都已经或正在迁往松山湖及附近地区的路上，这包括欧菲科技、蓝思科技－－在松山湖收购了倒闭的台资联胜科技的产业园，总投资50亿元建设蓝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并投资45亿在塘厦建设新厂区。

毗邻华为南方基地的光大We谷，也因此搭建了一个华为产业链生态圈，引进了一批诸如中航国际、软通动力、易宝等华为生态系企业，入园的企业超400家，其中深圳企业占比虽然仅在20％左右，但其就业人数占该园区的超过一半。

继华为之后，另一个＂世界500强企业＂深圳中集集团宣布将投资60亿元在松山湖打造＂中集智谷＂项目，项目占地530亩。项目首期将引进中集集装箱板块总部、中集学院、中集研究院、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东莞迈科科技等。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一半的大疆无人机，也宣布将在松山湖购买32亩土地，启动松山湖总部计划，未来将建设全球研发和销售中心。深圳大族激光收购了总部位于东莞、实力同样强劲的粤铭激光，并入驻松山湖园区。此还包括顺丰、康佳电子、易事特、汇川技术、德威工业机器人等众多深圳科技公司。

由此可见，是深圳企业大规模进驻而成就了松山湖的成功。

2019年，华为系东莞纳税36．46亿，成为东莞市的第一纳税大户。东莞市也因为拥有华为终端、步步高系两大智能手机公司，而号称世界手机之都。

自2015年至今，东莞经济再次繁荣，并紧紧地捆绑到了深莞惠ICT产业链上。2021年东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0855．35亿元，突破万亿大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1万家，工业增加值5008．81亿元；当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5．3％，两年平均增长17．9％；国家级高技术企业数量达8600多家，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占制造业投资比重54．0％。

2020年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近1万亿元，加上深圳2．8万亿和惠州4千亿，三市合计约4．2万亿元，占全国22万亿的约20％，是全国最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在2018年之后深圳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东莞却表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似乎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状态。这可能也说明，东莞仍处在第二产业迅猛增长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深圳则似乎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饶有兴趣的对比。

四

当我们说东莞成为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我们的下一句话，就应该探讨东莞在这个网络中的角色。

为什么东莞市打造南城CBD不成功、做虎门集装箱港不成功、而做松山湖就成功了？

那是因为，在珠江口东岸的都会区和创新网络中，已经有香港、深圳在行使CBD的功能，而且行使得相当好，看不出有没取代的可能性，因此大公司和中型公司的总部就会愿意放在香港和深圳，因为那样可以便捷高效和相对低成本地获取人才、资本、管理等要素资源，获得各种（包括法律、会计、设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并且很容易建立与全国、全球的商务联系。这些功能香港和深圳具有比较优势，而东莞则不具有这样的比较优势。因此，东莞市砸两三百亿来打造南城CBD，既是一项失败的错误决策，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同样，在香港葵涌港、深圳港已经承担起区域内高效的集装箱班轮挂靠服务的前提下，东莞根本既不具备条件（内河港口）、也无必要取代香港和深圳的此一功能。因此建设虎门集装箱港仍然是一项错误决策。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东莞不是深圳。

解答为什么松山湖会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解答在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中，深圳和东莞各自应该是什么角色。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张五常教授所强调的，东莞所提供给深圳的，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工业区，而且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业区。事实上这是一个以ICT产业链为主要特色的科技制造基地。

但松山湖又绝非仅仅是一个工业区，而是兼具了研发功能。这是让深圳如鲠在喉之处，因为深圳绝不仅仅定位于一个服务中心，而且要求自己必须是研发的中心，这样才是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华为把其华南研发中心搬入松山湖，刺痛了深圳，因为这相当于宣布，深圳不再是一个适于研发的城市，而东莞比深圳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