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 密涅瓦的鸱鸺在薄暮中起飞

第九章 协调经济

异色官僚佐桥兹

在小说《官僚们的夏天》中，风越信吾的原型是佐桥滋，曾任通商产业省次官。牧顺三的原型是两角良彦，也担任过通商产业省次官。

佐桥兹的时代是统制派经济的巅峰，他的性格和信仰造就了日本政府对于企业的强势领导，但也因此，他在任时的政策方针常常为企业家们所诟病。通产省一部分官员认为，他是抵御美国经济入侵的英雄。他所在的时代正是经济逐渐腾飞，面对即将到来的贸易自由化外国资本的入侵，最大施展官僚政策和影响力的时代，他成了时代的标志，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尾声。

佐桥滋是典型的克里斯马似的人物，对目标坚持，有超强的控制欲，以及很强的事业心。

1922年，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提出了三种权威的类型，分别是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型权威。

长老制、家长制、世袭制，都属于传统型权威，传统型权威的基础是对统治者权威的肯定，核心是宗法家长制，依靠宗法关系、血缘关系来维持服从的关系，统治者有“特权”。

法理型权威也叫作理性的统治。全部行政管理手段，不管是交通规则，学校的考试制度或者是税法的章程，都包含着对人的统治，每个人就是组织中的一员，服从组织的权威。

克里斯玛型权威，实际上是一种领袖的魅力统治，韦伯认为：“‘克里斯玛’，这个字眼在此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这是普通人所不通具有的，它们具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具有这种特质而被视为‘领袖’”。

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人物往往出现在社会动荡时期。当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人们就会期待英雄的出现，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这种强烈的欲望，导致这个社会一旦出现了一位能力出众的人，并且，这个人凭借自身特殊的能力和气质，带领大家打破了危机，那么，人们就会对这样的人物产生疯狂的崇拜和迷信，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韦伯还指出，有着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拥有一种强大的改革力量，但要想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个人魅力，还需要更多的理性制度的建设、法律规范的章程。

佐桥滋出身于岐阜县一个普通的家庭，1933年考入东大法学系，大四时候通过公务员考试。当时大藏省向他摇起橄榄枝，但他认为今后国家对于经济的指导会让他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所以还是选择了商工省（通产省前身）。

1946年佐桥兹开始担任总务局劳动课课长（相当于处级）。1949年为了统合商工省和贸易厅的经济领导和资源分配问题，吉田茂政府将商工省与贸易厅合并，贸易厅并入商工省，商工省改组为通商产业省。

吉田茂为控制通产省，曾拟定以其亲信白洲次郎担任第一任次官，但是因商工省派系的反对被迫妥协。白洲曾经担任报社记者，1937年成为日本水产协会（后来的日本水产协会）理事，结识了驻英国大使吉田茂，白洲成为近卫文麿公爵的智囊之一，白洲也因此与吉田、近卫等人保持了密切的私交。

商工省提名山本高行担任次官（经济统制派），而白洲次郎支持的永山时雄担任大臣官房长（负责人事），在他的控制下，通商局局长都由外务省系官员担任，成了通产省的核心，当时被称为“永山天皇”。1951年作为统制派经济代表人物担任棉业课长的佐桥滋与领导就贸易政策问题发生冲突，被外调到了仙台。

随着白洲次郎离开政坛，永山时雄退休，1952年佐桥滋被调回通产省担任石炭局炭政课课长兼调整课课长，通商省重回统制派官僚手里。佐桥滋由于能力出色，时任次官的平井富三郎提拔佐桥滋为官房秘书课课长，掌握课级（相当于处级）以下人事的调配。比较符合他统制派的立场的官僚则被其安排在重要岗位，比如三宅幸夫，川原英之等，从而形成了佐桥派。

1957年在石原武夫作为次官即将退休之际，佐桥滋升职为重工业局次长，1960年任局长（正厅级）。在任期间他仍然以对国内企业强制计划引导，反对外资入侵思想为主导制定产业政策方案。

从佐桥滋的角度来看，日本产业化还很薄弱，无法应对自由市场开放后欧美企业的冲击，从岸信介到椎名悦三郎，内阁及自民党内部的经济政策是国内保护主义和行政指导，在实际政策实行和运用方面的代表人物正是佐桥滋，通产省灵活解释和运用法规政策等条款限制外商，比如入股不能超过50%，限制外国股东投票权，限制外资收购国内企业等。五六十年代计算机刚刚起步，美国IBM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日本也想借着这股潮流发展自己的计算机产业。日本计算机产业基本为零，而专利技术全部都在IBM手里。一方面通产省的佐桥滋要求IBM开放专利，并将日本企业使用的专利的费率压低到价格的5%，并威胁如果不照办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让IBM在日本卖电脑，另一方面，对国内购买计算机企业进行劝说和施加压力，要求国内企业购买性能差并且贵的国内制作的电脑，来抵消IBM的技术优势，提高本土计算机发展的水平。结果可想而知，遭到了不少企业的咒骂。

佐桥兹1961年担任企业局局长，企业局主要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调查分析，并制定产业政策。这期间最有名的一件是丸善石油公司事件。丸善石油主要从事进口石油加工销售，与美国的优尼科存在商务往来。由于经营不善，丸善向优尼科借了一笔巨款，要求通商省按照外资法案的规定批准这笔贷款。作为一家私人企业，本应对公司经营负全部责任，但佐桥滋认为石油产业是国家命脉，一旦企业无法偿付贷款，有被外资吞而失去市场的可能，因此果断拒绝了贷款的注入。当时的社长和田完二也不是一般人，在大阪政商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动用政治力量向通产省施压，但佐桥滋依然不为所动。最终，为挽救丸善石油，佐桥滋提议组成五人委员会与优尼科谈判贷款条件，确保公司不被控制，该委员会要求和田完二对经营不善负有责任，必须辞去社长职务，之后由三和银行派出人员担任社长。从此大阪商界代表的国会议员指控佐桥滋飞扬跋扈把地方的商界领袖随便变更。

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对外扩张贸易，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对外开放，抵御外资对于国内企业的吞并，在自由化即将到来之际，佐桥兹将在法国大使馆工作的两角良彦召了回来，担任企业局企业一课课长，希望借助他对于欧洲法国的产业了解，建立一整套法律来防止美国企业的收购并且增强企业的发展。这个法案定名为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置法。佐桥滋想通过这个法案改变中小企业众多，实力不足，产业内部各企业间竞争激烈的局面，由通产省根据国内外发展要求进行指导，联合银行将优质小企业整合成一个大型公司集团，在每个领域都能形成几家大型企业集团，应对国外企业的竞争，将不适合发展企业，转移产业方向，从而避免内部恶性竞争。

但是这个法案除了通产省的佐桥滋一派之外，自上而下无人同意。就权利关系而言，通产省的法案剥夺了多方的权利。企业被迫接受整合甚至改变方向，这本来是通过行政指导，现在如果成为一个法案，将完全剥夺企业自主权；大藏省控制着银行体系，如果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将会面对通产省要求下，银行被迫要给予指定企业融资的要求，这是对大藏省是权利侵犯；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于商界的垄断进行严格控制，避免出现战前的几大财阀控制产业经济的局面，绝不允许通过行政干预，造成产业内部形成巨头的情况。

结果这个法案，在提交三次议会审议后不了了之，成为废案。

在岸信介内阁解散前，规定了日本要逐步开放市场。之后池田勇人内阁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政策，要在1963年开放80%的商品。通商省内也逐步形成了一批国际贸易派官僚，这些官僚大多数都是在国外大使馆工作过或是在省内担任国际贸易的官僚。其中对于佐桥滋来说威胁最大的就是同期的今井善卫。正如之前所说，由于官员众多，无法保证每一届都能有人担任次官，因此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两任次官是同一届的官员。今井成为了唯一对手。

今井善卫能力出众，自身无论从政治资源还是经济实力都在省内首屈一指从课长到局长，在升迁道路上一直领先于佐桥滋。虽然对于产业眼光比较长远，但当时的很多的想法不为通产省内官员所了解，甚至部下也无法完全理解。佐桥滋强势外向，已然成为了通产省的看板，同时通产省的氛围仍然是计划指导为主，次官以及官房长都支持佐桥滋担任下任次官，今井善卫于1962年被调离省内，去担任特许厅长官，等于退居二线。

1963年，福田一担任通产省大臣，过去的通产省大臣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在战前就实际参与各省的工作，对于具体省内事物还算了解。福田一属于现代政治家，基本上是靠选举人脉选任上来，对于省内工作并不了解。1963年中旬，松尾金蔵即将退休，按照惯例向大臣提名佐桥滋担任下任次官。但最终结果却是福田一直接干预官僚人事，将下任次官指定给今井善卫。他说了一些表面上的理由，比如佐桥滋在商界的口碑不好，未来需要服务型政府，佐桥滋过于强势等原因。但实际上是因为佐藤荣作与佐桥滋走的过近，为了打击佐藤、池田勇人和大野派的福田一直接破坏了惯例。

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朝野，完全打破了官僚与政治家的分界线。通商省内佐桥派几乎停止工作，思考对策。佐桥滋也坦言不会向以往那样同届担任次官后宣告退休，将继续工作。前次官和官房长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这次的任命完全是政治家单方面任命，并没在省内取得谅解。最终由党内元老椎名悦三郎调解，最后定下今井善卫担任一年次官后退休，由佐桥滋继任次官，这次风波才得到了平息。

在次官时期佐桥滋仍不改自己的执拗性格，坚持对企业加强行政指导，又被称为通产省的暴君。其中发生了有名的住友金属事件。佐桥滋任次官之时，日本因前期投资过热经济正在衰退。1965年，住友金属在经济最差之时在和歌山建设四号高炉。经济低谷期，所有商品价格都在下降，此时进行投资，可以积累后发优势，在经济上升期加大产出。这时，通产省为降低企业负担要求所有企业减产，防止价格下滑，减产的标准即当时各企业的实际市场占有率。对此，住友金属的社长日向方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虽然可以减产，但反对按照过去的减产标准施行。因为自己的高炉即将完工，并且作为新式高炉，产量会更高，如果按照过去的市场占有率减产，对于投资的企业来说非常不利，而且住金作为唯一完成出口配额的公司，通产省完全没有考虑国外市场的问题，认为通产省完全偏袒有通产省官员的企业。他曾当着记者的面故意问“三木（此时通产省大臣为三木武夫）和佐桥到底谁是通产大臣”。之后，这成了报纸标题“佐桥大臣，三木次官”。面对通产省的权威，日向大胆地提出反对，在业界赢得了一片好评，但同时也意味着同通产省宣战。佐桥回应道，如果坚持下去，通产省将援引进口贸易管理令，将在未来分配给住友金属最低标准的煤炭。最后这个事件，以日向妥协而告终。

可以说佐桥滋是继承岸信介-椎名悦三郎经济统制路线的代表人物，他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经济官员对于产业政策认知，就是加强对企业的整合和实施计划指导，来培育国内企业的发展。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他的产业政策与在一线的企业相比永远是滞后的，并非每次制定的产业政策就一定适合该企业，比如本田从摩托车要进军到汽车产业时，通产省就试图阻止过。政府的计划指导，还会滋生腐败。佐桥滋很多的政策，都存在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应完全归咎于他自身，这里有时代的局限，在他退休后，随着日本开放了市场，很快通产省逐渐被国家派官僚所占据开启了新的时代。不可否认的是他用他的个人魅力和意志支撑了当时的企业政策和行政指导，也确实一定上保护和推动国内企业的发展。最后两袖清风离开官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