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产省的补救措施

特振法案在国会上第三次未得到通过，彻底成为废案。通产省被迫必须在以下三种方法中作出选择：或是再次提出特振法案；或是考虑收回特振法案另立其他法案；或是放弃所有的立法措施进行彻底的行政指导。提倡官民协调方式及其法制化的作业，自从1961年底产业体制部会开始审议以来，大约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结果终未实现，再一次把特振法案提交到国会上试试看的作法已不现实了。

1964年4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加入经济合作开发机构，开始推进全面开放体制，作为自由化对策的产业新秩序，已不容许有片刻的犹豫。日本便确立了通过行政指导按各个行业实现官民协调的方针。1964年6月26日通产大臣福田一在阁僚会议上作了题为“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审议中止后的方针”的发言，他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承认。他指出：

振兴特定产业临时措施法案虽未能通过，但处于开放体制下有增长潜力的部门来说，该法案通过确立合理的生产体制和强化经营基础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宗旨，则务必希望能够予以实现。

企业界同通产省的分岐，主要在于由谁来主导产业调整；在反对“过度竞争”和建立规模经济体制等调整目标上，则与通产省有着共同的要求，大企业实际上也希望通过合并与联合建立获得垄断利益的有效竟争。在这样的基础上新产业体制论的许多基本思想仍然通过审议会、官民恳谈会等“官民协调方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1964年10月和12月化学纤维协调恳谈会、石油化工恳谈会相继成立。1965年1月这种官民协调恳谈会提出新建石油化工企业的起点标准应是年产乙烯能力不低于10万吨；1967年又提高到30万吨。1968年7月通产省公布了《金属机床制造业振兴基本计划》规定了普通机床等12种通用机床的经济生产规模；1969年4月日本机床工业协会根据这一计划对该会的“集中生产公约”进行了修订并开始实施。在政府的支持下6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次企业合并高潮。1964年三菱与三重公司合并；1966年日产汽车与王子汽车公司合并；1967年丰田与日野公司联合y1968年日商与岩井两大综合商社合并；1970年居当时日本第一和第二位的八幡与富士两钢铁企业合并；1971年日本第一银行与日本劝业银行合并。由此日本的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领域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大为增强。

川北隆雄《参谋本部--日本通产省的新转变》认为：

随着开放经济制的实行，通产省失去了贸易和外管理的许可批准权。剩下的强有力的限制性行政手段，就是行政指导。

通产省的行政指导，就是以通产省设置法为全部法律依据，按照每个具体法令行使自由裁定的行政手段。要完成其指导内容，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因此被称为“非权力的”“随意”的行政手段。

表面上看起来，政策性手段比不上许可批准权那样有力，但由於政策法过於概括，倒有利于通产省扩大其政策的适用范围。不需要依靠旧式许可批准权，就可以无限扩大其领导范围。通产省手里掌握着行政指导这盏神灯。一擦这盏灯，随时就出来一个人，并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行动。

行政指导权不仅限於通产省用文件和电话进行通知，有时还召开各行业和企业代表的恳谈会，由大臣和局长传达行政指导措施意图，或是通产省高级官员和各行业高级干部举行非正式会淡，通产省透过意见交换的方式，将其意向传达给各行业。另外，通产省各局和各行业有关人士不断进行日常性接触，交换情报。

行政指导并非总是随意的、非权力的和没有法律根据的。例如，佐桥次官时代，通产省要求降低钢铁产量之际对於不执行其要求的住友金属工业，就根据进口贸易管理法限制其原煤供应。在实行对美出口汽车自主限制时，通产省配给各厂家的出口辆数，就是并没有法律根据的行政指导，但各厂家如超出限额，就根据出口贸易管理法予以制止。一九九○年八月，两伊战争的爆发引起原油价格上涨，对此，通产省让各石油销售厂晚些时候提高汽油、煤油、轻油等石油产品的价格，这也是行政指导。依照石油业法，石油业完全处在通产省的监督与限制之下因此，顺利地实现了行政指导。

另一方面，对想要发展汽车业的本田技研工业，通产省以防止过分竞争的立场出发，本想予以制止，但没有成功。这说明，只要不实行强制手段且没有对方的同意，就无法实现行政指导。

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由於日元升值，通产省多要求各主要企业扩大进口，这一次虽没有实行强制手段，但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由于各公司认识到努力扩大进口，有利於缓和日美贸易摩擦。

总之，对通产省来说，现在行政指导是最强的限制性行政手段，以至其他中央政府部门也如法炮制。

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认为：历史充满了讽刺。日本在15年战争中失败，但却在接下来的冷战中作为最大的赢家站了起来。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经济立即面临了战后最严重的停滞。经济体制曾为日本带来了繁荣和胜利。包含在这一体制中的许多问题，都已经被眼花乱的成就所掩盖，但这些问题现在模糊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日本经济思想中的民族——国家观点，已经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碰到越来越多的难题。用牛尾治郎的话来说，日本过去的产业政策是为了“一国的经济繁荣”、“一国的和平”、“一国的安全”和“一国的价值”，发展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取决于一个发展型政府的存在，这个政府努力通过产业政策，以及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平均经济福利的方法，来保障经济増长，政治稳定。然而从国际视角来看，这样的政府不能存续。发展主义在一国或几国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会创造出跨国界的经济不平等，引发紧张和冲突。冷战期间，日本发展主义的成功，依赖于美国吸收日本庞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能力和意愿，同时美国并没有因此强烈要求贸易平衡，以换取日本参加反共阵营。今天美国不再愿意在贸易不平衡的条件下吸收日本的巨额出口了。

工业化国家从重化工业向信息产业的转变，也改变了经济结构，导致了跨国合作的迅速发展。这种改变正在挑战在所有制造业中强调国家竞争力的民族国家观点。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作

为一种可选择的产业化模式引入发展中国家之后，日本也尝到了苦果。比如说巴西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就采用了直接威胁日本汽车生产商利益的“民族汽车”政策。

日本逐步形成的经济体制，最初是为了应对大规模生产，其特点是制造技术、同质性和熟练劳动力的大生产。新的信息革命时代要求日本经济在开发制造产品技术和利用产品技术之间进行“第二次产业分工”，采用具有高密集度信息和知识特点的技术，其功能不是生产最终产品，而是使利用者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制造产品的技术可以举日本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汽车业和家用电器业为例。利用产品的技术则以美国借以主宰全球竞争的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利用产品的技术不仅重新阐释了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对经济制度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用产品的技术在竞争上要求单个企业的灵活性和雇员的高度创新能力这一点，又和市场的动态发展、个人主义、高度工作流动性以及绩优工资体制紧密相关。在这种条件下，过去制度化了的政府干预不仅保护了一批产业，而且在这些产业耗尽了因边际成本下降带来的增长潜力后，还在继续保护这些产业。

通过非市场治理结构限制竞争的做法也面临重大危机。强势的政府规制不仅延迟了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的步伐，也造成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高度紧张。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扩张能力，加深了国际贸易中的摩擦，关联公司集团和反垄断问题成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的两大问题。在《结构性障碍动议》中，反垄断法的改进和强化不仅被视为消除排他性企业活动的措施，还被视为促进日本进口并改善日本外国企业投资环境的工具。在1995年日美关于汽车问题的双边谈判中，日本汽车厂商只从自己的下属企业购买部件的关联做法就是一个主要问题。

尽管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名列世界第一，但日本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却不成比例地低。加之私营企业受政府规制的限制，根本不能进行创新性竞争，在需要企业家精神将经济从萧条中拯救出来的时刻，这一问题尤为明显。如果不撤销管制，日本企业就只能将公司总部设在东京，这种人口的过度集中又引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了一个转变阶段。它会转向何方呢?会转变成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类型吗?在日本经济面临重大挑战之时，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经常被用来应对改革的迫切需要。但最终的解决方法却常常是经过改革的旧时遗产。这种应对模式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正如山内之靖所说的那样日本经济体制将转向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的说法，没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日本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现代资本主义大转变的一种类型。

西蒙?赖克在就法西斯主义对徳国战后繁荣之影响的分析中指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上，这种研究忽视了法西斯主义的后果问题。在冷战时期，西方联盟想要这个世界相信，他们的胜利是完整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因此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作为新极权主义威胁的共产主义替代了法西斯主义。

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和美国之间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差别也有意无意地遭到忽略。冷战的结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机会。面对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相同的自我规制市场的失灵，和国际经济的失序，工业化国家采用了三种明显不同的模式予以应对。这三种模式不仅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且也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打下了意识形态的和制度性的基础。在适应了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贸易体制之后，德国与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遗产导致了另一种战后资本主义模式的产生。随着冷战的结東再次抬头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又引发了冲突和紧张，自由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挑战。正因此日本发展主义才值得认真研究。

       原文标题 : 日本产业政策研究笔记（长篇连载1-9-2） | 贾新光汽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