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款引发的危机

1921年1月底，在巴黎召开的赔款会议上，协约国作出决议：德国赔款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内付清。协约国还宣布，德国以全部财产，尤其是全部关税收入，作为缴付赔款的保证；德国若不履行保证，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可以没收德国的关税收人，甚至接管徳国的海关。

1922年7月和11月，德国以财政危机为由，要求延期偿付赔款或根本取消赔款，以稳定德国货币。1923年1月2日至4日，协约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德国的请求。英国为了维持欧洲均势，尽快恢复广阔的德国市场，除同意德国延期支付要求外，还提出了允许德国无抵押、无担保地延期4年交付赔款、赔款总额减少1／6以上的方案，并建议将法国的赔款分配比例由52％减少为42％。英国的方案遭到法、比、意的强烈反对。1923年1月11日，法国不顾英、美抗议，以德国拖延交付木材和煤炭为借口，纠集比利时军队出兵进驻鲁尔。

鲁尔的被占领意味着德国损失了80％以上的煤、生铁和钢的生产，德国企业纷纷停工、倒闭，生产急剧下降，大批工人失业，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如断线风筝。鲁尔危机引发了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1923年1月，1美元兑换1万马克，到11月1美元兑换42亿马克。

1923年11月30日，赔款委员会决定设立由美、英、法、意、比5国代表参加的两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主持，负责研究稳定德国金融和平衡德国预算问题，第二委员会由英国财政专家麦克纳任主席，负责确定德国外流资金的数目和追回途径。赔款问题的领导权落到了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手中，法国没能占到便宜。

1924年4月9日，道威斯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即“道威斯计划”，8月协约国批准了该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1）为稳定通货和平衡预算，德国需要开办新银行或改组帝国银行，使之既负起政府银行的职能，又不受政府监督；

（2）规定了賠款来源：50％为政府预算收入中的关税和砂糖、烟草、啤酒、纺织品、鞋类等消费品的间接税收入：11．6％为运输税收入；26．4％为铁路公司的国有红利收入；12％为工业企业的国有红利收入。为此，徳國铁路由政府移交给赔款委员会，改为股份公司，由协约国派人主持。

（3）暂不规定赔款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德国在计划生效的第一年（1924－1925年度）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5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

（4）为稳定货币和支付赔款，德国可从美、英等国获得贷款。

（5）为监督德国对赔款计划的执行情况，设置“赔偿事物总管”。

（6）法、比两国撤出鲁尔，法国以后不得单独对德国实行制裁。

德国接受了“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全国广泛开展了“产业合理化”运动。德国工业固定设备普遍更新，落后企业逐渐被淘汰，“福特制化”、“标准化”盛极一时。

在各种因素的大力推动下，德国经济自1924年起开始进人“黄金时代”。工业指数（以1913年为100计），1927年为109，1928与1929年均为115。到1929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为迅速，1923－1929年德国硬煤和钢产量都分别增加了1．6倍，生铁产量增加了1．7倍，发电量增加了6倍，汽车产量增加6倍。在化学、电子技术、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方面，德国再度居于世界前列。1929年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德国比重分别达到％与9．7％，居世界第三位。1929年国民收入达759亿马克，比1925年增加24％，工资和薪金增加29％。黄金储备达到22．58亿马克，超过战前一倍多。徳国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

在战后经济危机中，企业家们不仅反对工资的提高，而且也反对劳动保险制度的扩展，因为工人保险入会费的一半要由老板来支付。当用通货膨胀来转移生产成本负担的方式成为问题时，他们便＂寄望于生产合理化运动，来达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减少劳动力需求，减少为工人和职员所支付的保险入会费，进而达到重新夺回由于战败和革命而失去的地位，并再度成为世界市场和国内经济生活中主人的目的。＂与之相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通过合理化运动获得一种改良社会的推动力，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可能为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创造更好条件的。由于企业主与工会都拥护合理化运动，为了应付合理化运动必然造成的失业，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提案＂在1927年7月16日被国会以几乎闻所未闻的多数票通过，就仿佛社会合作伙伴的精神终于得到了贯彻并能变成对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负载力量一样。＂

然而，这场合理化运动并没有打开通过社会管理技术上的领导使经济生活井井有条的理智王国的大门，而是在企业主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中造成了对工人一种日益加速的＂磨损＂。

岸信介的考察报告

1926年，美国举办第二次费城世博会，以纪念建国150周年，岸信介被商工省派到世博会去工作。世博会结束之后，岸信介绕道欧洲，在德国、英国进行了考察。

在《官场政界六十年》里，岸信介回忆说：“1926年，我作为纪念美国独立一百五十周年世界博览会的事务官员，首次访美，途经英、德，历时半年。那时，德国大力推行的国家统制化运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兴致勃勃地进行了研究，并把结果和有关资料向商工大臣作了详细报告，但没有引起重视。尔后，浜口内阁成立，1930年开始实施黄金解禁，要重建日本的国民经济，我的报告才受到注意，并命令我再次赴德国考察。这年我再访欧洲。”

“徳国产业合理化运动包括许多项目。从技术上讲，特别强调统一规格。同时，还有对过度竟争的卡特尔限制的问题，以及政府对克虏伯钢铁厂、奔驰汽车厂等重要产业的保护和干预的问题，当我把调査情况带回日本时，军部就缠住不放了。”

岸信介1930年再度考察美国和德国，回国后发表了数次演讲。这些演讲的重要性在于：给日本高层灌输了“产业合理化”的观念，吸引了军队中极端民族主义的高官，军方开始重视岸信介。因为军方一直谋划总体战，总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战。

岸信介敦促日本高层借鉴德国模式：“虽然日本和德国的自然资源相等，德国人却通过结合技术工程师与商业管理和计划的智慧，发明了经济发展的理性计划。”

岸信介的“产业合理化”理论成为日本高层经济规划的代名词，并且，“产业合理化”理论开始用来筹划大规模战争。战争是商业的延续，而经济计划显然是一场战争。岸信介认为，以作为资本主义商业延续的战争形式，经济计划中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观念必须让位给产业合并，最好能创造出一两家垄断集团，公司合并比追逐利润更加重要。

“一战”后日本军事预算缩减，但是，大正时期（1912—1926）进行军队精简之前，军队于1918年推动通过了《军需工业动员法》，允许“战争时期立即采取经济管制”。另一位殖民地官僚宫崎正义在大连与满铁合作了10年时间，1932年年中回到东京，与石原莞尔一起建立委员会，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

总的来说，重要产业统制法是针对大企业的。对中小企业，则修订了工业组合法和商业组合法，并使这两项法案同重要产业统制法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在重要产业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制造汽车。当时汽车几乎都从美国进口，因此必须设法在国内生产。

《岸信介回忆录》：

伊藤：在国内生产汽车同军部有关吗？

岸：基本上有关。当时日本进口的汽车大都是福特和大众两种牌子的汽车，问題在于如何才能生产出同这两种汽车竞争的国产汽车来。后来，我曾坐过第一辆丰田生产的汽车，经常出毛病。

和现在不同，车体不是靠锻压制造，而是用手工敲打出来的。所以，鲇川义介说，这不是办法，得想法从福特或其他外国公司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是军部不同意。理由是，将来出现紧急情况时，合资企业不可靠。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外国进口机械、设备，批准生产汽车，从而保护了丰田和日产两家汽车公司。同时，还制定了保护军用汽车一一卡车一一的特别法。

欧洲德国之行使得岸信介得到了如何把纯粹哲学信仰转变为客观实际的方法。1980年，岸信介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德国和日本一样也是没有资源的国家，他们在试图利用科学管理和产业技术来重建经济，我确信日本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是唯一的选择。日本学不了美国，但是学习德国是可行的。”

当时关注德国的并不只有日本，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德国的产业振兴政策。德国人把美国人的泰勒制和福特式生产法推广到了整个社会的范畴。1927年，在日内瓦召开过一次世界经济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式的生产方式受到极大推崇，有人甚至号召要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所有领域实现科学化管理”。

岸信介进人农商务省的1920年，正是日本开始所谓“战后不况”的时候，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带来的人员财产损失和救灾开支对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商工省认为：“摆脱恐慌的唯一道路就是像德国人那样实现产业合理化，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来强化国际竞争能力，以企业集团和卡特尔来消除无秩序的竞争——也就是强化垄断，强化劳动。”换言之，国家必须统制经济，这个经济统制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岸信介和他的顶头上司——商工省工务局长吉野信次。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比德国人走得更远。日本人，不管是少壮派军人，还是精英官僚，都深受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岸信介在日后的回忆中说：“那是一种震惊，和我们所知道的，所习惯了的自由主义经济完全不同。一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种恐怖感，他们居然预先设定经济目标然后去达成：苏联不存在私有财产，可是日本是一个承认私有财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日本人无法照搬苏联人的经验。”但是岸信介有一种很独特的体制观，使得他可以找出一条别的路径。岸信介认为天皇制是一回事，私有财产又是另外一回事，维护天皇制并不意味着要维护私有财产，岸信介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我连天皇制都从不认为是绝对的，更不会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军部和官僚中很多，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公正的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并不是因为自身或者家族的财产而爬上来的，所以不但对私有财产没有什么感情，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去损害私有财卢，本来他们就不喜欢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

1930年，岸信介考察德国统制经济之后，商工省成立了下属的“临时产业合理局”，由两个部组成，局长由商工大臣俵孙一兼任，第一部部长由文书课长——后来的甲级战犯木户幸一担任，负责统一产品规格、企业财务制度等管理工作，第二部部长由吉野信次兼任，负责研究企业的统制问题，在第二部里面实际负责的是岸信介。

1931年，日本出台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这部法律对国家统制经济起到巨大的作用，这部法律连行文都是由岸信介完成的。在实施这部法律的时候，岸信介更是冲在第一线。水泥行业就是在岸信介的亲自推动下缔结了行业卡特尔。1936年5月，岸信介又主持制定了《自动车制造事业法》来促进汽车的国产化，这个法律指定：只有日产、丰田和五十铃才能制造汽车。在《丰田王国》一书中，记载了关于当时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丰田，为了挤进这个“法律指定”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活动。

1936年5月，修订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根据这个法律制定了生铁生产等19个重要产业（后来又增加了7个）的统制规则，由国家出面培养大企业托拉斯。

岸信介“二战”后接受采访时讲得很坦白，只要长期目标是把经济导向总体战，那么“计划和管理的最终权力就掌握在我手中”。他回忆自己曾屡次与军队发生冲突；他告诉军队“隔行如隔山”，应该把经济计划交给像他这样的专家来做。他坚称自己赴伪满洲国为总体战建立基础设施的条件是，军队必须授予他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关东军很器重他，让他来经营伪满洲国的经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