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列第13篇《从蛇口基因到深圳大学》一文中，我曾写到深圳大学创办之初的探索。本篇进一步探讨深圳发展高等教育的来龙去脉，及其过程中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演化。大学角色的变迁对地区创新网络意味着什么。

2020年7月，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深圳高等教育大爆炸》，本文在该文的基础之上改写而成，作为本系列必不可少的一篇。

01

“卖掉裤子也要办大学”：视大学为城市文化的源泉、知识创新之中心

1984年，特区初创，虽然当时市财政收入每年仅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毅然计划拨款1亿元（最初说拨款5000万，实际上花了1个亿）建设深大。

按照梁湘当时对张维所说的：“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

梁湘此语，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当特区初创之时，人才实在是太缺了，令梁有切肤之痛。

多种梁湘传记或有关回忆都提到当时人才匮乏的状况：“梁湘主政深圳之初，所拥有的将相兵马才仅有2000余人，宝安县仅1名工程师。梁湘让当时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刘波上广州弄几百人来，但没人愿意来。之后深圳筑巢引凤，出台七条优惠政策。希望通过住房、工资、户口等方面的优惠笼络人才。以刘波开道的“招贤团”上北京，走上海历时数十天，跑遍全国12个大城市，四处出击，所到之处采取在当地媒体发布招聘公告。”

所以梁湘在论及深圳大学的办学方针时才会说：“主要是为特区建设服务，为特区内培训各类专业人才。”“深大是特区培养人才的基地，不抓教育，人才，特区就无法前进和搞下去。”

但是罗征启不满足于这一点。罗征启说：我同意一个纽约大学校长C·V·纽萨（Carrole·V．Newsom）说的：‘大学的精神是建基在给人一个一起思考的地方’这唯一的一点上，……在一起思考是一个相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智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事实上，1980年代的深大，确实践行了这个理念。使得当时的深大，完全迥异于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学，而且在国内迅速崛起，成为大学改革的风暴眼。但1980年代末深大遇到重大挫折，之后的近十年间，深圳办大学的热情明显低落。大学似乎成了烫手的山芋。而1990年代末深圳重新开始高涨办大学的热情之时，深大的阴影一直驱之不散，所以深圳一直偏重发展大学中的理工科，或者创办理工科大学，尤其是工科大学，而抑制大学内的人文社科发展。

罗征启所主张的大学精神，特别重视大学在城市文化中的创新和启发作用，因此也必然重视大学的开放性，使大学与城市融为一体。这一点也在后来的办大学热情中被消解。深圳所办大学的开放性一直不足。这绝非是近几年疫情期间所产业的临时现象。我们值得担心的是，疫情会加剧大学的封闭性。疫情期间的严格封闭固然可以视之为临时措施，但临时措施持续两三年以后，会不会固化为一种制度或文化。人们有理由担心，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学是否还能够重新对外开放。

即便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要使大学要成为地区创新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赖于其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仅在于原大学城三所研究生院之间的资源共享——事实上除了图书馆和体育馆之外，三院共享的程度并不理想——，更在于大学与产业企业、甚至与社会之间的协作与共享。大学成为开放性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其知识传承与知识创新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

02

“资金池、人才池、技术池”角度下的“技术池”功利主义

深圳现在的产业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一般来说，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的GDP贡献超过10％方可被称作支柱产业），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0％，对GDP的贡献则超过35％。

1990年代中，深圳市提出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三大战略性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与产业的发展相适应，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也以服务产业发展为导向。于是1992年初，因应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设立了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之后1997年10月，又更名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职院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首批立项建设院校，2019年10月入选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第一类），成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一面旗帜。

1990年代中期，深圳市委市政府已告别了单纯办一个“经济特区”的思维，而是按照一个“先锋城市”的标准，全面发展一个现代化城市。除了制造业，深圳还发展了金融、港口物流及商业零售、休闲旅游等产业，并建设了机场、货柜码头等城市基础设施。在当时深圳领导人的认识中，一个城市要得到长期的发展与繁荣，必须建立三个基础战略性的蓄水池，即人才池、技术池、资金池。

就当时的深圳城市而言，由于经济特区和高工资对全国人才的吸引力，全国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人才，纷纷涌入深圳特区，深圳的人才供给由市场主导，并且充足供应，因此没有建立“人才池”的压力。我在本系列前面的文章中也曾指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理工科大学源源不断地向深圳提供所需要的工程师人才。

由于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展起了创新金融（VC／PE等）产业，所以深圳的资金供给在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8年之后，也非常有保障，“资金池”逐渐形成之中。加上背靠香港这样一个全球性金融中心，可以说，深圳一直是一个资本供给充足的城市。

但在90年代中期确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之后，即痛感自己缺少科技研发基础——一直不将国家战略科技资源摆放在战备前线的东南沿海地区，即便是在改开之后，珠三角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家仍未在珠三角地区投放战略科技资源。因此深圳急需建立一个自己的“技术池”。

由于重新建立大学和科研机场周期长、见效慢，当时的深圳市决定奉行“拿来主义”的方式，引入国内一流大学在深圳设立为产业提供技术支撑的研发机构。于是1996年底，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深圳清华研究院，定位为以企业化方式运做的事业单位，双方各占50％股份，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1999年，深圳市政府又如法炮制，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设立了“深港产学研基地”。2000年，又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设立了深圳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院。

但三个研究院在运作过程中就发现，深圳同样很难解决“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老大难问题，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目的不是产业应用，而是发论文，加之北京、哈尔滨与深圳距离遥远，三所大学很难与深圳的产业界建立起顺畅的技术共享机制。三个研究院的发展参差不齐，发展最好的清华研究院事实上走上了“创新孵化器”的发展道路。

1999年10月，深圳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其目的即在于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时任领导人出席了首届高交会开幕式，还有另一位重量级嘉宾出席，而他在演讲中的一番话对深圳发展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人就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微软CEO比尔盖茨，他对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努力表示赞赏，觉得深圳科技创新的条件十分优越，但最大的短板则是没有一所好的大学，一所像硅谷的斯坦福那样的大学，既为硅谷提供大量的技术人才，又为整个地区创新网络提供创业者，以及产业与技术之间的生态联系。他显然不认为深大是这样一所大学。

当时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硅谷热”，对于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的重要意义，深圳有关方面可谓耳熟能详。鉴于前述三个研究院没有起到“技术池”的作用，当时的深圳市委市政府遂产生一个想法：邀请国内外一流大学来深圳办学。第一个谈的是清华大学，因为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是清华大学校友。

在当时名牌大学设立异地分校在政策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出于建立“技术池”的目的，深圳政府也并不急切需要清华大学在深圳办本科教育，建立一所“研究生院”就足够了，一大批的清华硕士、博士在深圳做研究，他们毕业后也可以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中就业，想必能够为深圳提供富有活力的研发能力。于是2001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谈妥了合作框架，共同设立清华大学深圳学院，后来很快更名为深圳研究生院。

以清华为模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最初叫北大深圳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也顺利诞生。深圳市政府为此在西丽盆地（大沙河谷地）规划建设了占地10平方公里的“深圳大学城”（总规划建设面积10平方公里，首期开发建设3．5平方公里，三校校区合计1．45平方公里），三所研究生院比邻而居，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三院共享。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深圳大学城是与北大清华哈工大三校合作，而不是别的大学，其实这不过是前述三个研究院合作计划的延伸而已，目的不在于办大学，而在于吸纳三所大学的科技研究成果。当然深圳市也与其它一些大学探讨过合作，但大都没能落实，其中只有南开大学与深圳市2002年签订协议共建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但最后于2009年宣布该合作终止。

出于同样的思路，而且因应国内许多大学提出的合作要求，深圳市政府遂于1999年在深圳高新区内建立了“虚拟大学园”，先后引入了50多所国内及海外（主要是香港地区6所）著名大学。最初给每所大学两间办公室，作为它们的驻深圳办事处，挂上“XX大学研究院”的牌子，并对引入大学技术成果在深圳产业化进行资金奖励与支持。其意图不过是以最小的成本，建立与这些大学的联系，至于引入技术成果，不过是“冀有万一之得”罢了。当然这些大学研究院最终并没有在引入技术成果方面发挥多大作用，而是大都办成了“在职研究生教育”的平台。

当然深圳政府对此并不满足，于是2003年在虚拟大学园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家大学科技园”，从50多所大学中挑选比较有诚意且与深圳产业界对接频密的大学，给其地块，允其建立研究院大楼，于是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十多所大学便在深圳高新区南区虚拟大学园内拥有了自己的研究院大楼。

深圳政府的初衷是将大学科技园办成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并鼓励上述各大学真正在虚拟大学园建立研究团队，进行应用技术研究。但各大学（特别是国内高校）并没有打算投入深圳研究院多少真金白银，因此其研究院大楼大都是采取与企业合作共建模式，由企业出资建设，双方瓜分所得办公面积；而且大学研究院分得的面积，自己也根本用不完，因为真正由大学派驻的研究人员甚少，因此大都是作为写字楼出租，赚取不菲利润。因此虚拟大学园“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技术池功利主义”目标实施效果如何，有待评估。

这种“拿来主义”战略在2006年初达到了一个高潮，当年2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签订协议，共同建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行理事会管理体制。某种程度上，这是中科院自身改革的一个产物，当时中科院认识到了其科学研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需要提升，并在科研体制上进行改革探索，遂先后在国内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设立了5个创新型研究院所，除了深圳先进院，还有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深圳先进院可以说是中科院主动布局，而且中科院具有管理全国各地研究院所的能力，因此深圳先进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合作模式。鉴于本系列将对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有专门的一篇，这里就不再展开。

2007年前后，在对自己的区域创新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城、以及深圳与高等院校合作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次检讨的结果是深圳决定利用自己的财力，创办一所由自己主导的工科大学，真正担负起“深圳的斯坦福”的作用。这一检讨的结果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横空出世，以及深圳大学的调整办学定位，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同样，我亦打算专门就南方科技大学来写一篇，这里也不再展开。

从1994年到2008年这一阶段，可谓是深圳高等教育的”技术池“功利主义，它对深圳地区创新网络是否提供了有效的科研、技术支撑，难以评估。正如周路明在《科学创新四十年，我们可能还没搞清楚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概念》一文中所说的，技术一直存在于经济活动中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动性的手段和工具，技术创新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份。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指的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不是科研活动。因此，深圳的技术创新，其实主要是在企业内进行的，即所谓六个90％，而不是在大学内，大学一直并没有参加到产业经济活动中来。何况深圳办的是研究型大学。

南科大的创办，某种意味上，可以说是从“技术池功利主义”向“人才池功利主义”的一个模糊不清的转变。当然，当我们使用“技术池功利主义”或“人才池”功利主义这样的名词时，并不是要说它是政府唯一的目标，而只是说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目标，同时可能还有第二位、第三位的目标。即便是奉行“技术池”功利主义目标的同时，“人才池”目标可能不那么突出，但必然是应有之义。